李瑞环谈为官之道:多干实事 空话连野猪都骗不了

2013-05-14 10:23:32  来源:环球人物

  “香港报纸说,天津市长出身寒微,从不避讳。这有什么避讳?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人,劳动创造一切,手不动就会僵直,脑不动就会萎缩。看不起劳动人民的人是一种最没知识、最不懂道理的人……我曾经当过木匠,现在阴差阳错地当了市长,我们是完全平等的。我觉得真正使人信得过、靠得住的还是干活的。”

  这是25年前,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市长李瑞环在同天津市优秀环卫职工代表座谈时的一段讲话,也是亿万劳动者感到“最暖心窝子”的话。

  李瑞环,这位木匠出身的国家领导人,有30多年的从政经历,自然有对做官独到的“看法与说法”。他那或语重心长的谆谆教诲,或声色严厉的殷殷忠告,或为一些问题的切切担忧,都令为政者警醒和深思。(以下楷体字为李瑞环的原话)

  为官者的群众观——

  “看不起劳动人民,这是社会道德上一种值得人们注意和警惕的不好的征兆”

  李瑞环认为,当官就是“服务”,即为群众服务,必须有这个清醒的认识。1985年12月28日,在天津市商业职工代表新年茶话会上,李瑞环专门对“服务”进行了解读。

  如果讲服务业,我们这帮人都应该算“服务业”,因为领导就是服务,人人相互服务。有一位浴池的同志跟我说:“我这个行业很苦啊。天天伺候人。”我问他:“你伺候多少人?”他说:“人家洗澡来,我这一天得伺候20多个人。”我说:“你这个不行,我一天要伺候800万人。”他说:“我很苦。”我说:“你还不够苦,我吃饭的时候,还得有两拨人谈话,边吃边谈,夜里常常3点钟才能睡觉。说苦你还没我们苦。”我这不是表功,我是在讲这样一个道理,人人都在为别人服务,每个人都在被别人服务。因此就不应该轻视任何一个行业,因为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分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每个地方都重要。

  李瑞环最讨厌那些看不起劳动人民,尤其是看不起环卫工人的人。他在一次讲话中对那些人进行了辛辣批评。

  看不起环卫工人,看不起劳动人民,这是社会道德上一种值得人们注意和警惕的不好的征兆……我有一个老朋友叫时传祥(北京市掏粪工人,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开追悼会时,八宝山大灵堂里边、外面都站满了人,不下一两千。而有些人自认为了不起,官是不小可并不被人们尊重。不管什么人,不管多清高的人,多以为了不起的人,在化粪池里看,拉的屎是一个德性。有些人就是提起裤子不认账。看不起环卫工人的人是忘了自己也是拉屎的人。本来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个问题应该是解决得好的。为什么少奇同志接见时传祥?为什么周总理请时传祥去中南海?就说明问题。最近几年来,我看宣传上有毛病。知识分子是国家需要的,尊重他们、表彰他们,给予他们若干的待遇,宣传他们的重要作用和意义都是对的,但不要说别人不重要,你是重要,但是你拉了屎我给你掏了,重要不重要?要不然屎堆在屋里行吗?外地人都说天津真干净。没有环卫工人能行吗?宝元(即赵宝元)同志原来是公用局的副局长,当时天津没水喝,他跟我一起搞水。后来,我看他这个人正派有本事,调他到环卫局当局长。当时有人开他的玩笑说:“闹了半天,你当了个屎头啊!”我说,这个认识不对。一个城市里,环境卫生这块工作搞不好,不行。要让大家的生活都方便有序,干干净净,心情舒畅,没有环卫这支队伍是不可想象的。

  李瑞环一直非常关注民情民意,认为这是领导者做出一切决策和措施的依据。2002年全国两会期间,他就告诫大家要重视社情民意。

  现在顺口溜很多,网上传闻很多。可以肯定地说,有若干个东西是没有的,但反映了一种情绪。“上山下水问渔樵,要知民意听民谣。”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重视民谣,特别是童谣。为什么是童谣呢?实际上是成年人编出来让儿童念的,儿童念出来不犯法。皇帝一听见童谣直接奔他来,就来个罪己诏。我们对顺口溜之类的东西也要重视。昨天总书记(江泽民)和我听一个委员讲,现在民间流传一副对子,上联是“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联是“下级骗上级,层层加水,水到渠成”,横批是“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类似的对子讲了若干。总之,对目前社会存在的各种情绪要重视,绝对不能麻痹大意,同时也要分析,看哪些是对的,哪些是我们应该引以为戒的。

  为官者的实干观——

  “要少讲空话,多干实事,空话连野猪都骗不了,何况人呢?”

  也许因为李瑞环自己就是从最基层干上来的,所以他特别强调官员的实干作风。1985年5月29日,时任天津市市长的李瑞环,就在《天津日报》上写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兴邦之道——再谈少讲空话,多干实事》。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有些同志沾染了一些很坏的风气,他们习惯于坐在屋子里,豪言壮语,气吞山河,听起来似乎决心很大,道理很多,但只有唱功,没有做功,嘴行千里,屁股在屋里。高谈使他们浪费了很多时间,阔论使他们耽误了许多事情。有些同志“茶碗一端,说话无边;香烟一点,专说人短”。他们习惯于说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就是不说怎么样才对;他们总喜欢说这人不行,那人不行,就是不说自己行不行;他们不当运动员,只当裁判员,只吹哨不上场,谁“进球”吹谁“犯规”;你在前边干,他在旁边看,干好了他说“早该如此”,干错了他说“意料之中”。他们涣散了别人的斗志,污染了周围的空气,误事、误国、误人、误己,此患不除,四化难矣。

  去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到北京市西城区主持召开一个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座谈会。会上,他讲了一个关于“空谈误国”的故事,把与会者都逗笑了。这个故事是他从尚未正式出版的李瑞环的《看法与说法》上读到的。其实,这是李瑞环1992年1月25日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讲的一段话。

  宣传思想战线的广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事业心,作风要扎实,思想要艰苦,虚功要实做。要少讲空话,多干实事,空话连野猪都骗不了,何况人呢?

  原来,湖北神农架地区野猪糟蹋庄稼厉害,群众叫苦不迭。乡村组织民兵驱赶,花费很多人力也不见效。后来有人想了个“高招”,用录音机录上狮、虎的吼声和人声、枪声,用高音喇叭播放,开始果然有效。但几天后,野猪试探着往庄稼地里凑,用身子靠靠绑喇叭的杆子,发现仍只是叫喊而没动作,就甩开嘴巴把绑喇叭的杆子拱倒了。当地人说,说空话、唱高调连野猪都骗不了!

  1994年10月,李瑞环在听取有关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曾引用李自成的故事说明形式主义的危害性。

  实在地讲,现在形式主义的东西、没有实际意义的东西仍然不少。比如各种各样的节日越来越多。当然有些节日如国庆节以及一些民族传统节日等,庆祝庆祝,办得好一些,也属必要。问题是现在节日太多太滥,各地方有各地方的节,各行业有各行业的节,各种产品有各种产品的节,西瓜有西瓜节,橘子有橘子节,茶叶有茶叶节,花卉有花卉节,可谓名目繁多。民间传说,李自成进北京,本来该坐42年天下,结果他天天过节,把节日提前过完,42天就败退出北京。这说明老百姓都知道天天过节是不祥之兆。节太多,庆祝活动、纪念活动太多,不必要的会议和应酬太多,使领导同志的时间被严重肢解,难以集中精力想大事、抓大事、办实事。而且每次活动、每逢过节都要花很多钱,助长了奢侈之风,群众对此反映强烈。所以,必须提倡领导干部塌下心来琢磨事,扑下身子干工作,不能整天处于应酬之中。

  为官者的实事求是观——

  “人总是有优点有缺点,有长处有短处,不能把自己的长处搁在脑袋上晃悠,把人家的缺点从屁股底下抠出来跟自己的优点比”

  一个人、一个单位,乃至一个国家,在处理复杂、关键的问题时,固然需要丰富的知识,但更需要智慧与方法。李瑞环认为,一个好干部,不仅要有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还要有科学的工作方法,尤其是要把辩证法运用到工作实践中去,“处处都有辩证法”。

  1990年4月28日,李瑞环在《人民日报》国内记者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了官员“言行要符合实际”的问题。

  在天津工作时有人问我,讲话为什么那么难,准备了很长时间,人家还说听着别扭。我说原因有三:一是水平问题,像我当木匠的,叫我当市长,现在管意识形态,当然就难;再一个是由于问题重大,需要慎重考虑,也比较难;还有一个是说的不是自己的话,不是怎么想怎么说,而是说违背本意的话,当然就困难,听的人也觉得别扭。我们是搞唯物论的,总是要力争使自己的言行符合实际,但有时官越大越不容易符合实际。

  作为党的领导干部,很多人往往在成绩和问题面前,不能保持客观对待的态度。这方面,李瑞环曾在2002年两会期间有过精彩的表述。

  既要充分地肯定成绩,又要清醒地看到问题。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是举世公认的。在公开场合,在群众中,在宣传报道里,要多讲成绩,多讲大好形势,以鼓舞士气,凝聚人心;但在党内,在党的领导干部中,在研究工作时,则要多谈问题,多看困难,多找不足,以保持清醒,作最坏的打算,图最好的结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最大的忧患是没有忧患意识,最大的问题是对问题缺乏警觉。毋庸讳言,我们现在确实面临不少问题,有些问题应该说还比较严重……比如说腐败问题。这些年我们下了很大的力气抓,杀人都杀到国家领导人一级了,但还是没有遏制住,有的甚至愈演愈烈,特别是贪污受贿的案子越来越多,涉及的钱数越来越大,职务越来越高,群众反映十分强烈,等等。我们许多在位的领导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在会上听到的都是“满台锣鼓响,一片赞扬声”,很少有谈这些问题和问题的严重性,谈问题怎么解决;很少有人说出这么多问题的原因在哪里,上下都有意见,谁也没有责任。长此以往,非出大问题不可。

  在领导干部的工作方法上,李瑞环也总结了很多经验。他特别强调,“团结稳定”是一切事业的基础,尤其是一个班子里的领导干部,要客观认识自己的优缺点,互相以诚相待。

  俗话讲,有缘千里来相会,能在一起工作,真是个缘分,有这么一段合作共事的历史,应该留下美好的记忆。人总是有优点有缺点,有长处有短处,不能把自己的长处搁在脑袋上晃悠,把人家的缺点从屁股底下抠出来跟自己的优点比;一个班子总有强一点的弱一点的,没有弱一点的也显不出来强一点的,你强是因为有弱一点的托着,相互可以取长补短才成其为班子;一个班子总是有文的有武的,一个乐队有吹管的、有拉弦的,但指挥就是一个人,大家都当班长、都来指挥,就没法办。所以我说,假如把12个省委书记弄到一个班子里,那这个班子肯定弄不好。

  为官者的用人观——

  “对一起工作的人,乃至对自己的下级,当面好好好,偷偷地跑到上边告一大状……决不能让这种人进领导班子!”

  2010年,李瑞环出版《务实求理》一书,其中他讲到了一种怪现象,那就是有的单位用人制度不够透明,选拔干部时搞“帮派”。这次,在《看法与说法》里面,他又专门就这个问题进行了阐述。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改变用人制度。一叫体制,二叫用人。体制也是人确立的。政治体制改革,说来说去是用人的问题。中国的改革,如果干部人事制度不改革,其他一切改革都靠不住……我们现在的干部人事制度从下边往上边看,透明度很低,掩盖物太多,搞得有些神秘化。为什么有些干部怕领导不怕群众,在领导面前唯唯诺诺,在群众面前什么离谱的话都敢说,什么离谱的事都敢做,怕仆人不怕主人,就是因为他的命运在领导手里,吃谁的饭,当谁的官,拿谁的钱,把领导赏识和群众拥护看作两码事。要增强选拔干部的透明度,去掉笼罩在干部人事制度上的神秘色彩。要使我们的干部一开始就最大限度地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以利于群众发表意见,使群众到关键的时候能起作用。做到这一点,就是一大进步。

  1987年11月29日,李瑞环在“推荐天津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人选”会议上,曾对一些选人用人方面的不良风气进行过深刻剖析。

  现在社会上存在着一种歪风:有的人不干事却事儿很多,拉拉扯扯,吹吹拍拍,你长我短,一帮一派。我讲过领导干部要坚持“四人”:诚恳待人,平等待人,一视同仁,知人用人。领导之间有意见,可以当面讲,我最不喜欢背地里鼓捣人的人。和我打过交道的人知道我这个脾气,或者叫毛病。我讨厌告黑状的人,对一起工作的人,乃至对自己的下级,当面好好好,偷偷地跑到上边告一大状,有内容,有记录,很系统。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会先问他,你找他谈过没有?你批评过他了没有?那么作为你的同志、你的部下,你看到缺点不找他谈,不批评他、帮助他,跑我这儿来说这一通是什么意思?是证明你正派呢还是证明你忠于领导?我不反对向领导反映情况,但处事要处以公心,对同志要好心。同志之间有意见可以当面谈嘛,我们决不能让这种人进领导班子!对人总是要宽厚,总是要诚恳。待人以诚、以宽。其次是实实在在地干事。你说我们这个班子里边有多大的本事?没有。我出过一个题:两头骡子拉车快还是两头驴拉车快?毫无疑问,一般地讲两头骡子拉车快,力量大。我说未必——一个往前拉,一个往后拉,把车拉散了。小毛驴劲不大,但一股劲蹦跶蹦跶老往前走,一定比骡子快!

  2002年2月,李瑞环在听取中央统战部汇报时所讲的一段话,对我们领导干部的用人观,也是极有启发意义的。

  我们执政50多年了,政权、军队都在手里,如果说还有那么多人反对你,就要认真想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举两个自己亲身经历的人和事。小靳庄过去很有名,这个村的支书在“文革”后期当了宝坻县的书记。粉碎“四人帮”后,人们批判他,他不理解,说“当初到县里来是你们让我来的,现在你们批我的那些理,我连听都听不懂”,说完话,拎起行李、骑上自行车就回家了。他以后在村里带领群众致富颇有成就,村里党员又选他当书记,有的人想不通,认为他是“三种人”(“文革”中靠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我问他还是不是党员,既然是党员,既然是多数党员都选他,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同意?他当村支部书记后干得非常好。还有孙健,一个烧锅炉的,在“文革”中当了副总理,在位时也说了不少昏话。下台以后,他告诉别人,自己糊里糊涂地上去了,糊里糊涂地下来了,他也不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整党时,有人提出把他开除出党。我为此专门找了薄老,希望将此人留在党内。孙健本人深受感动,跑到天津市委组织部大哭了一场。这个人回到单位后同样干得很出色。我举这两个例子,想说明一个道理:许多人并不是鬼,是我们自己疑神疑鬼,结果把人变成了鬼。若干年来,在民族工作中,在其他许多方面,有没有这样的现象?

  为官者的学习观——

  “有些文章写得不好,不是词汇不够多、句子不够美,而是在鼓捣字儿上花的时间太多,在研究事儿上下的功夫太少”

  李瑞环爱读书是出了名的,他不仅自己读书,也大力倡导干部们多读书。他认为,不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党的最大威胁。

  1987年,天津召开了一个调查研究工作会议。会上,李瑞环介绍了自己的读书经验。

  我体会最基本、最重要的是:硬着头皮去读,咬紧牙关坚持。就像古时读诗词一样,先会背诵,后解其义。这样做当然很苦,读书怎能不苦?自古以来都叫“苦读”,“寒窗苦读”,“梅花香自苦寒来”。只要你不动摇,不松劲,只要你能有“衣带渐宽终不悔”的精神,终究会迎来“蓦然回首”的新局面。要勤于善于思索,“学而不思则罔”。读不懂读不进的原因之一是缺乏思索。思维活动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征,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表现,是获得理性认识必需的条件和过程。要坚持多思,学会善思,养成思索的习惯,这不但可以增进理解,还可以增加兴趣,增多学习的时间。要学会联系,联系实际、联系工作、联系生活、联系常见和熟知的事例去理解书中的内容……

  读书和写文章是紧密相连的,李瑞环还就写文章的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我没有专门学习过写文章,现在也不能说会写文章,但我做过一些实事,研究和处理过一些问题,总觉得写文章与总结经验有密切关系……写文章讲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讲谋篇布局、遣词造句,但如果缺乏对生活实践的深刻了解,缺乏对实际问题的深入研究,言之无物,无病呻吟,也就无法写出具有“三性”的好文章。我们有些文章写得不好,不是词汇不够多、句子不够美,而是动机上、内容上、方法上有毛病,在鼓捣字儿上花的时间太多,在研究事儿上下的功夫太少。为文章而文章,从文章到文章,这种方法,永远写不出好文章。

  对于一些领导干部在讲话或写文章中出现的不好现象,李瑞环也提出了批评意见。

  领导干部讲话、文章中引用一下诗词典故,可以画龙点睛、节省文字,用得好还可以提神,但过分地、刻意地花太多工夫去寻章摘句,没多大意思。我这里讲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一年中秋节和民主党派成员赏月,事前我也找了两段有关中秋的古诗,但到我讲话时,前面的人把我准备的诗都用过了。我说:“我找的几首诗,你们都用过了,我再重复背也没什么意思了。但由此我想到一个问题,对我们这些日夜忙于实际工作的人,找、背几句诗很难,我想老百姓也不会希望我们花更多的时间去查诗背诗,这不是我们的职业。但我们有专门从事这个行业的作家诗人,他们可以花点时间按诗词的描写对象分门别类地编一本书,或者叫词典。这样我们查找起来就方便了,他们也有活干了,岂不是两全其美!”后来还真编出了这样一本书,叫《古典诗词百科描写辞典》。这个书很受欢迎,印了很多次。序言里就是我前面这段讲话的意思,是说任何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或者叫正业。领导人喜欢点历史、文学是好事,但不务正业,影响了本职工作,就变成坏事。历史上不务正业的人不少。当皇帝写诗最好的应该是南唐后主李煜。作为一个皇帝,他的诗放到诗人里边或用现在标准看也算好的。但是,他垮台了,被俘虏了。中国还有个皇帝喜欢唱戏,就是唐明皇,梨园就是从他那里说起来的,到今天唱戏的祖师爷还是唐明皇。最后怎么样呢?连老婆都保不住,自己跑到四川去了。还有个皇帝喜欢写字画画,这就是宋徽宗,字写得好,画也画得好,在中国书画史上很有位置,现在卖得也很贵,结果怎样呢?把国家搞垮了,自己也当了俘虏……我不是说领导干部查书背诗不好,而是说领导的时间有限、宝贵,比这重要的事多着呢!        

责任编辑: 艾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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