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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官正:当武汉市长时是月光 没钱买电视自己组装

这年下半年,我找到分管技术的革委会副主任才大勇,要求拨些钱给我们搞生产过程的测量和控制。当市长后,我每天早晨骑自行车上班,在路边早点摊上买三两热干面吃,一年到头,几乎天天如此,所以有人背后叫我“热干面”、“三两”。

  原标题:江城琐忆

  吴官正

  1968年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武汉市葛店化工厂工作,到1986年调任江西省长,在武汉前后18年半,从一个普通的技术员成长为党的高级干部,亲历了上世纪80年代风起云涌的改革浪潮。四十多年过去了,经历的许多事情逐渐淡忘,回想起来,脑中浮现的只是一些星星点点的记忆。

  1968年4月下旬,我到葛店化工厂报到。工厂在武汉远郊,长江南岸,靠近鄂州,离市中心二十多公里。葛店化工厂生产烧碱、农药、电石、氯化苯、盐酸等产品,有几千人。我被分到维修车间仪表组,这个组一共才十几个人。厂里仪表很落后,没有自动控制系统。当时还在搞“文化大革命”,厂里乱哄哄的。我不参加“文革”活动,一心搞调查、看书。心想,生产总要恢复,仪表和自动化装置必不可少,今后还是有大量工作可做的。

  这年下半年,我找到分管技术的革委会副主任才大勇,要求拨些钱给我们搞生产过程的测量和控制。他说:“你搞出点儿名堂给我看看,再考虑给钱的事。”我在锅炉车间,看到操作工24小时眼睛盯着水位计,手不停地动给水阀,就想搞一套水位控制系统,既可以省掉操作工,又可以确保锅炉的安全。这样,我就开始自学DDZ-1型自动化装置,并设计测量及控制系统,但有一个问题一直解决不了。一天中午睡觉时,在梦中想通了,我立即跑到车间,把一条线添上,这个三冲量复杂的控制系统,就从理论上打通了。水位、给水量和蒸汽流量的比例关系,通过计算和调试也解决了。经过几个月的设计、安装、调试,终于成功了,受到工人和厂领导的好评。在开始投入运行的过程中,我和蒋伯雄同学经常跟班。以后几年,在生产过程测量和控制方面,我与同志们一起解决了十多个技术上的难题,得到了当时化工部的肯定,还在厂里开了现场会。在葛化,我由技术员干到车间主任、厂党委委员,后来又担任了分管技术的厂革委会副主任,共在这里工作了八年。其间,许多人从不同方面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有些人成为我终生的朋友。

  在市科委任副主任兼科协副主席时,我的月工资是72元,爱人的工资是38元,一家七口靠这点工资过日子,还要接济一些老家的亲戚,手头拮据得很。酷热的夏天我们也从没买过一个西瓜吃。市科委行政处有个小张,看到我儿子穿着旧衣服,背着破书包上学,而我长年穿着那几件褪了色的布衣,脚上穿解放鞋,十分感叹:“真没想到吴主任这么穷!”有年夏天,他给机关买西瓜,车过家门口,抱了两个给我的孩子们吃。看着孩子们高兴,我很感动,孩子们把西瓜吃了,剩下的西瓜皮,爱人用它做菜吃。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全家总忘不了他这个情。

  1983年3月,我当了市长,家里还是很穷。爱人当时在学校教书,总是等下班回家时,到菜场去买便宜的菜。下午五点后去菜场,一角钱可以扒一堆,吃不完就用绳子挂在阳台上吹干做咸菜。我家的门从不上锁,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可偷的东西,懒得防盗。

  用现在年轻人时髦的话说,我们那时是货真价实的“月光族”。夫妻俩的工资几乎每月都花光,一般在月末买一次肉吃。当时许多东西计划供应,发了不少票证,我家的票因缺钱总是用不完。爱人到店里去买制革厂从猪皮上刮下来的油炒菜。为了节约,儿子读书的灯是15瓦的,因此小孩眼睛高度近视,想到这事我至今仍感内疚。

  当时,孩子们很想看电视,又没钱买,于是凑钱买零部件,自己动手装了一台黑白电视机。虽质量不好,图像声音不稳,但总算有了一件“像样”的家电。这台电视机至今还放在老家,也算是一件“古董”吧。家里人一提起它就发笑。

  当市长后,我每天早晨骑自行车上班,在路边早点摊上买三两热干面吃,一年到头,几乎天天如此,所以有人背后叫我“热干面”、“三两”。我知道后笑一笑说:“热干面好,便宜,大众化,这个绰号不错。”

  有一天,我骑车到路边吃热干面时,右手中指被排队的一位男子碰伤了。手指一天天痛起来,实在难忍,只好到医院去看医生。一个年近五十岁的女医生看了后说:“要打麻药,把指甲拔了。”我说:“好。”她打了麻药,不到三分钟,就拔指甲,我大叫:“太痛了!”她声色俱厉地说:“不是打了麻药吗?怎么会痛?”还用眼睛狠狠地瞪着我。我的指甲血流不止,她用纱布简单地包扎了一下。过了些时间,手指才开始不痛了,我心想大概麻药刚开始发挥作用。女医生催着我:“走吧,我们忙。”那时,真是哭笑不得。

  还有一次,岳母住院做手术,我早上五点多骑自行车去了医院。门口值班的是位女同志,硬是不让我进去。我央求说:“麻烦您让我进去看一眼,五分钟就出来,吃过早饭还要开会。”她对我这个又黑又瘦、说话又难懂的“外乡人”很是看不起,干脆不理睬。我一再恳求,也不起作用。这时周围有人认识我,说:“让他进去吧,他是市长。”她头也不抬地说:“莫骗人,市长是这个样子?”那几个人坚持打抱不平,她只好放我进去。出来后,她说:“市长,我确实不认识您,态度不好,请不要告诉我的领导。”我礼貌地对她说:“谢谢,打扰了。”离开医院,我边走边想,她们态度不好,我当市长的也有责任。

  记得刚当市长不久,一大早我骑自行车查看完民众乐园场馆,返回政府机关途中,天突然下起大雨,我没带雨具,便躲进街旁的一家药店避雨。没想到,店里的售货员见我其貌不扬,黑不熘秋,一副乡下人打扮,硬是把我从店里赶了出来。我没有分辩,走在雨中,一阵心痛:没有善良和宽容,武汉能成为一个开放型、国际型的大都市吗?后来,还有好几次,我在不同的地方遭遇过类似的“礼遇”。那段时间,外地来客对武汉的服务态度也颇有微词,我感到压力很大。作为一个改革开放的城市,如此形象,何以面对世人!武汉市的服务工作没抓好,我这个当市长的挨骂也活该。这也让我下决心整治窗口行业的服务态度。我把自己在武汉港十五码头的“遭遇”,通过媒体曝光,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响,由此展开了一场全市人民参与的大讨论,有力地推动了各行各业服务态度的整改和服务质量的提高,改善了武汉市的形象。

  这年7月,我牙根发炎,不停流脓流血,到医院治疗,不见好转,心里很着急。一天晚上,找到市委医务室,向值班的同志说明了病情,一个30岁出头的女护士热情地说:“可能是缺核黄素,你多服几粒试试。”我想,这个药多吃也不会死人,就一次吃了20粒,一连吃了几次,果然不到两天就好了。这真是“一行服一行,麻糍果里沾砂糖”。

  记得有一次骑自行车上班时,边骑车边考虑工作上的事情,因注意力不集中,摔了个四脚朝天,一条腿鲜血直流,到办公室时衣服与伤口黏在一起,疼痛难忍,但我仍然像没事一样去主持会议。

  武汉是一个老工业城市,如何增强企业活力,对武汉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搞好企业,关键是要有一大批优秀的经营管理人才,并且让他们有责有权,真正发挥作用。当时,我们通过改革选贤任能,不少多年经营不善的企业很快改变了面貌。1985年武汉市聘请格里希当武汉柴油机厂的厂长,媒体一度炒得很热,中央很重视,万里、姚依林、张劲夫、朱镕基等同志十分支持,说这个敢为人先的试验很好。后来我又发现一个现象,武汉有的企业,因领导去得多,作的指示也多,企业无所适从,经营一塌糊涂。而有的企业没领导去,却发展得很好。比如,一个生产水泥管的厂子,一年得了两块银牌。我知道后说:“领导到企业去,讲的话或作的指示,企业领导听一听,不要太当真,作主的是你们自己。”

  上世纪80年代初,武汉的城市人口就有近400万,居民吃菜问题是历任市长的心病。“淡则断,旺则烂”,农民不高兴,市民不满意。我当了市长,这同样是一个摆在面前的难题。记得1983年3月全国人代会期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同志在中南海召开座谈会,我应邀参加,他说:“要改革,不然武汉是活鱼变死鱼,死鱼变臭鱼。”我说:“不会的。”他说:“你很年轻,要真干!”中午还请我们吃了饭。我记住了万里同志的话,下决心靠改革解决这些问题。从此武汉大刀阔斧地开展了蔬菜管理体制改革。当时武汉有150万个家庭,蔬菜日上市量不能低于300万斤。武汉人还有个习惯,非得吃叶菜才算是蔬菜。而统购包销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制约了广大菜农的生产积极性,有的乡、村甚至还在“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让农民在自留地种菜,甚至派民兵站岗严防农民私贩蔬菜,由此还引发过流血冲突。计划经济的旧体制造成了供应的短缺,若遇上哪年“春泛”、“秋溃”,武汉的蔬菜供应就会出现很大的缺口。菜价勐涨,群众怨声载道,有的人还打“市长专线”骂娘。我们痛下决心改革体制,放开市场,放开限价,让农民进城,激发菜农的积极性,允许并鼓励自留地的菜上市。同时允许外地的蔬菜进汉,加上“春秋两淡”我们积极组织外菜补充救市,政府再拿出部分资金平抑菜价,终于放活了市场,富裕了菜农,保障了供给。市民高兴地说,过去吃的是“无缝钢管”样的竹叶菜,“马鞭子”似的苋菜,“鼓眼睛”的豆角,一斤吃六丢四还不止,现在吃八丢二还不到,一洗一切就能下锅,很实惠。

  1984年,万里同志到武汉来,我陪他到农贸市场视察。他看到活蹦乱跳的大鱼,十分高兴,说:“小吴,你不是滑头。”中午陪他吃饭,他还说了许多。1986年9月,我调任江西省长时,万里同志正在澳大利亚访问。回国后,他到浙江视察工作,要我去杭州陪同他到景德镇视察,我有事来不及赶到杭州,在上饶才上车。他同我谈了约3个小时,说:“中央要你到江西当省长,你还是要同在武汉一样,大胆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江西比较保守,领导之间矛盾不少,你不要管那些,向广东、浙江学习,把经济搞上去。”

  写到这里,又想起1984年武汉“严打”,公安部门抓了1500多个青少年嫌疑犯,我去看了,很难过。在会议室我讲了一个意见:能否请他们的家长和单位领导来做工作,对可抓可不抓的,把人领回去记录在案,一个月去派出所报一次到。最后批准拘留审查的,只有问题比较严重的57个人。这种做法得到了群众的理解和支持,社会反响是好的。

  我多年前在武汉葛店化工厂工作时就认识夏菊花,她是著名的杂技演员,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不仅演技精湛,而且人品好,事业心强,为我国杂技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我离开武汉后,她要我帮过两次忙。2001年全国人代会期间,她找到我,说要在北京搞一个国际杂技大赛,需要600万元,她给朱镕基总理写了封信,要我帮她转交。我对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王忠禹同志说:“这是夏菊花的信,她名气很大,脸皮很薄,建议总理支持一下。”朱总理很快批了。她激动得多次对我说:“真没有想到,总理效率这么高,这么重视杂技事业,朱总理真是人民的好总理,麻烦你向总理转达我们杂技界深深的谢意。”后来,我听说这个大赛办得很成功。2008年,她又找到我,说希望在北京建一个国家马戏院,她给温家宝总理写了封信,又要我帮忙转交。我只好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夏菊花已七十多岁了,当了27年中国杂协主席,很想建一座国家马戏院。如能批最好,如不行,建议批得缓和一些,否则她会哭鼻子。”并请秘书小余把信送去。3天后,温总理批了,把她乐得不知说什么好,一再说“温总理这么重视杂技事业,我们非常激动,麻烦你一定向总理转告杂技界同志们的衷心感谢”。

  在武汉的18年半,是我踏入社会的起步阶段,也是我人生的重要一程。我在那里做了点儿事,得到过帮助,得到过认可,感受到了善良,也经历过艰难。我十分感谢武汉人民给予我的一切!

  • 责任编辑:李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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