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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毛泽东的错误:名为反右 实则极左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活生生的同“左”的和右的错误作斗争的历史。他要努力使中国今后的发展,牢牢固定在社会主义方向上,牢牢固定在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上,这是邓小平不同于毛泽东的一大特色。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活生生的同“左”的和右的错误作斗争的历史。党正是在作为两代领导核心的毛泽东、邓小平的领导下,经过了一次又一次反“左”和反右的斗争后才逐渐成熟起来的。在历次反“左”和反右的斗争中,邓小平既有和毛泽东并肩战斗而结下的亲密友谊,也有因为认识分歧而被打倒的痛苦历史。比较研究两位伟人反“左”反右思想的异同,不仅有助于科学认识党史上的斗争,认识党的成长历程,更有助于为我们今后的事业提供一份宝贵的借鉴,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都是十分重大的。


  一、1927年到1966年,40年反“左”反右,两位伟人同大异小


  1927年到1966年,毛泽东和邓小平在反“左”反右的斗争中,其思想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这40年间,他们共同经历了反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反对30年代王明“左”倾错误和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在这三次规模较大的斗争中,邓小平都是坚决支持毛泽东的。


  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从国共合作、农民问题、军事问题和党的组织四个方面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着重指出:秋收暴动非有军事不可,党要注意军事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次会议在大革命失败的危急关头,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是以中央政治秘书的身份参加筹备和会务工作的,经历了会议的全过程,虽然我们还没有看到邓小平在会议上支持毛泽东发言、反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文字记载,但从邓小平以后的革命实践来看,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知灼见显然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二三十年代,毛泽东提出向农村进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邓小平则以自己的革命实践参与了这一理论的伟大创造。1929年12月邓小平领导了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权。红七军老战士莫文华将军回忆说:“在起义的政治纲领中提出‘迅速与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军会合’,并把它作为具体行动口号之一”。(注:《中共党史资料》,第41期。)王震将军回忆说:“邓小平同志坚决走‘朱毛’井冈山的道路,发展革命武装,果断地实现了党的中心工作由城市到农村的战略转移,到韦拔群等同志领导的农运基础较好的左右江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注:《我眼中的邓小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页。)由此可见,邓小平领导发动武装起义,自觉地走“朱毛”式的农村革命道路,这就从实践上不仅反对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而且也抵制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城市中心论者,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


  30年代初期,毛泽东受到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排挤和打击,被撤销了除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以外的一切职务,邓小平也因为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被打成“毛派头子”,由于毛泽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崇高威望,“左”倾教条主义者还不敢在党外群众中对毛泽东进行公开批判,于是就从拥护毛泽东路线的福建代理省委书记罗明身上开刀,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则成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遭到打击,邓小平第一次被打倒。1984年,曾经参与这场批判的李维汉在去世前留下的回忆中说:“反罗明路线无论在福建、还是在江西,矛头都是指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注:《邓小平与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毛泽东也清楚邓是代他受过,所以在第三次起用邓小平的批示中写道:“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大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头子”。(注:《邓小平与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258页。)从而成为邓小平复出的重要条件。直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才结束了“左”倾错误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邓小平则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出席了会议。遵义会议使受排挤的毛泽东翻了身,为追随毛泽东正确路线受到打击的邓小平也得以解放。


  建国以后,特别是在八大和八大以后的一段时期里,毛泽东和党中央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国情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党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对国内阶级斗争作出不切实际的估计,从而导致了党在领导方针上的“左”的失误,特别是1957年夏天出现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的失误。到1958年,政治上的“左”扩大到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搞“急过渡”、“三面红旗”,造成了更大的损失。对于这一段历史,邓小平经过冷静的历史反思,在几十年后作出中肯的评价。他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3页。)因为在“这个时候出来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有些人是杀气腾腾的啊!当时不反击这种思潮是不行的。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份量也太重。”(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3页。)并针对“文革”前党的“左”倾错误,邓小平坦率地承认,“从一九五四年起,我就担任党中央秘书长、军委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一九五六年起担任党的总书记,是在领导核心之中。那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党犯的‘左’的错误,我也有份”。(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1页。)


  由上可见,在1927年到1966年的40年里,毛泽东和邓小平在反“左”反右的认识上基本是一致的,只是到了“文革”前夕,邓小平对毛泽东日益膨胀的极“左”错误有了异议,除进行力所能及的抵制和纠正外,更多的时候则是作为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从组织上服从。“文革”开始后,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他对毛泽东的极“左”错误在认识上和毛泽东的分歧越来越大。如果从反“左”反右的角度来描述毛泽东和邓小平这40年的关系的话,可以说是相识于反右,相知于反“左”、相悖于极“左”。

  • 责任编辑:方乐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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