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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世界意义的儒家

因为中国的社会形态是不断变化的,儒家的概念和儒家的内涵以及它的主张是与时俱进的,现代儒家对民主自由的肯定是儒家的与时俱进的应有之意。如果从精神层面,从价值层面,从东西方各个文明都有它内在的普遍性这个方面来讲,我们说都是普遍主义的,东西方文明的主流价值都是普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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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谓普世?谁之价值?》这本书我看了以后有几个印象:第一个就是非常突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第二,书里面的讨论,不是只有一种声音,是多种声音复合起来的乐曲,有不同的倾向,但总体来讲,明显可以看到一种很强烈的文化自觉;第三,这本书的讨论其实也是对当今这个时代主题的呼应和追求;第四个特点是锋芒非常锐利。

  十几年前讨论世界伦理的时候,我在《读书》写的一篇文章也用过类似这本书的题目,即“谁之责任,何种伦理”。我以为,这个问题的讨论特别针对两个主要的现象:第一,目前流行把西方的特别是西方近代以来的政治制度价值化身为全世界的、最高程度上的普世价值;第二,是那种一元的普遍性观念,这是西方自基督教文化流行以来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即不能容纳一种多元的看法。这两点是我们主要面对的一种情况。

  政治文化的“再中国化”

  关于这个问题,我特别想谈以下几点。第一,今天我们谈这个问题应该关注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民族文化的表述,并以此为基础,借这个东风,扩大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研究。2007年我跟童世骏教授一起参加了一个活动叫做“中国文化论坛”年会,那一年的年会我担任主席,讨论“孔子与当代中国”。我的主题报告里面特别谈到,在谈中国当代文化的时候要关注执政党政治文化的“再中国化”,因为我们明显看到1990年代末期以来中共的政治文化里面,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容作为口号越来越多地出现,这个变化我称之为“再中国化”。“再中国化”的意思是说更自觉地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作为正能量,我觉得这个转变很重要。

  在中国来讲,执政党的政治文化应该说对社会文化具有非常大的作用和影响,所以在这个空间里面我们要推动文化活动,就必须关心它。而且确实我觉得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文化的报告是非常好的,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学者自己都没有写得那么全面。我想我们今天在中国环境里面讨论这个文化问题必须跟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相结合。就是怎么样让它的理论到实践,越来越多地容纳中国文化的那种精神价值,我们学者也应该去推动政治文化的再中国化,充分肯定政治文化的这个变化。

  “东西”之外,还有“古今”

  第二,要更全面地总结上个世纪儒家学者的文化观念和文化实践。《何谓普世?谁之价值?》一书认为五四以后出现的以保守主义自居的新儒家对儒家价值的肯定不过是要从中引出西方价值,但我觉得可能情况不是这样,至少不完全是这样的。比如马一浮,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但他是普遍主义者,不是特殊主义者。他所理解的六艺之学,不是被仅仅看做一种民族文化,他认为六艺是真正世界性的东西,世界的文化都应该纳入这个体系里面来衡量,它是一个普世性的体系。他保守的态度当然是有,但是他的普遍主义态度不是仅仅对西方的肯定,反而要把西方的学术纳入中国学术系统里来,你西方那个还不够普遍,我这个更普遍。

  另外我们知道梁漱溟的例子。五四以后最有代表性的当然就是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的想法是,我们第一步的任务,是全盘承受西方文化,这是非常现实主义的,你不得不全盘承受它。可是接下来呢,未来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再未来是印度文化的复兴。这种讲法,不是说我们对儒家的肯定仅仅要引出西方价值,而是认为西方只能走到这一步就为止了,再往前走那必然是儒家价值的体现。所以儒家价值对于他来讲更有前瞻性,更有世界性,只不过不是在当下的空间里面。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更全面地总结上一辈,特别是上个世纪儒家学者的文化观和实践。

  第三,我想,对百年来文化讨论还要有一个同情的理解。关于上个世纪的文化讨论,《何谓普世?谁之价值?》比较偏重在“东西”的紧张,完全忽略了“古今”的面向。我觉得上个世纪的文化讨论应该是“东西—古今”的辩论。冯友兰先生在1930年讲,所谓东西的问题不过就是古今的问题,古今的问题就是走向现代化的问题。所以对上一代学者来讲,他们不是单纯讨论价值,不仅仅是关注文化上的对比。如果你讲民族文化的立场,这些学者为什么要接受西方文化?最重要就是要促进民族国家的近代化和现代化,离开这点,你讲他好像只是抽象地做一个文化的转变,就不能反映他真正的历史动机。所以那一辈学者,尤其是第一代思想家更关心民族国家的发展现代化,接受科学民主也是为了现代化,不现代化怎么救国救亡?吸收西方近代文化搞现代化就是救国救亡最根本的手段。所以我想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不是仅仅注意东西的问题,一定要看到古今的问题,古今的问题就是认为,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现代化是最重要的。可以说20世纪中国的主题就在这里,他们深深了解这个主题,所以要把早期五四时代的东西文明问题转换为古今的问题。当然,古今不是唯一的理路,不能把东方文化完全看成是传统文化,把西方近代文化看成现代的普世价值,就价值来说,东西方两种文化都含有普世价值。

  上一辈的学者提出对西方文化要全盘承受,甚至可能有一些更多的肯定(代表性的当然就是科学民主),这个肯定,一方面包括对中华民族现代化的焦虑,另一方面确实包含了他们对世界意义上的现代性的价值的一种肯定,比如说自由也好,民主也好,人权也好,他们是把它看成具有世界意义的普遍性价值来肯定的。在这个方面我想要更全面的总结现代儒家。

  另外,因为中国的社会形态是不断变化的,儒家的概念和儒家的内涵以及它的主张是与时俱进的,现代儒家对民主自由的肯定是儒家的与时俱进的应有之意。当然这种对民主自由的肯定也不是儒家在最高层次上面的肯定,这个我们也要看清楚。而且,与时俱进中,不仅有对自由民主的肯定,也包括对社会主义的肯定。像梁漱溟,他一生中应该说对社会主义是肯定的。梁漱溟为什么说现在全盘承受西方文化,下一步是一个儒家问题?他说未来世界需要儒家文化,他讲的那个未来世界的儒家文化,就是儒家社会主义,是跟社会主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包括熊十力解放以后对社会主义的肯定,是因为社会主义的价值跟儒家的价值有内在的亲和性,所以这个与时俱进也不是违背传统的价值,这个与时俱进是连续的,他根于本有而继续根据时代的变化来发展。

(陈来)
  • 责任编辑:宋代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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