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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兴养猪场探访:扔死猪入河好比吐口痰

3月上旬,上海市黄浦江发现上千头死猪,从一些死猪耳朵上所取得耳标编码判定,这些死猪来自嘉兴市新丰镇竹林村。在嘉兴农村,屋前屋后都是河道,一些养猪户都是在自家院子里或者承包地里养猪,趁着夜幕将死猪轻轻推入河中就完事大吉。

  编者按

  回锅肉是原来的回锅肉吗?东坡肉是原来的东坡肉吗?

  不是。

  这个回答似乎很冷血。最适合做回锅肉的四川猪种---“成华猪”已濒临灭绝,一度只剩下100头。适合做东坡肉的浙江猪种---“两头乌”,则被称为“中华熊猫猪”。

  农业部调查说,72个地方猪种,列入国家级保护名录的就有34个。盛行中国养殖场的,是大约克夏猪、长白猪、杜洛克猪、皮特兰猪,它们分别来自英国、丹麦、美国、比利时。

  畜牧养殖业工业化,正悄悄地改变国人的味蕾。

  泥沙俱下的养殖业,还不易察觉地改变着国人的骨头、血液、肌肉。河流和土壤中的重金属污染了大米、小麦、牧草,进而传递到饲料,然后进入猪、牛、羊、鸡、鸭体内,养殖户们毫无节制又一知半解的药物使用,使得市场上的一些肉类变得多少有些不可知。

  它们是肉,又不仅仅是肉。

  正如,曾漂泊在黄浦江上的是一头头死猪,也是一颗颗国人焦灼而无奈的心。

  不要小看猪。它不是一开始就如猪八戒那么搞笑的。猪曾经是民族的图腾,也长期代表汉民族,向上天和祖先致敬、追念。它还曾经是皇帝的名字,汉武帝刘彻,本名刘彘,彘就是猪。

  汉字中的“家”字,是一个会意字:下面是猪(豕),上面是房子,也就是猪的居所。

  是的,有猪,才有家。

  不要小看猪。比如,很少人知道,它事关二战胜负,和英雄的将士们一起,中国猪从日本人手中拯救了中国:

  猪鬃是二战战略物质,战争时期的军事工业中,从给军舰、飞机及各种军用车辆刷漆到清刷机枪、大炮的枪管、炮筒,都离不开猪鬃,而全世界的猪鬃几乎全部来自中国。

  为了争夺中国的猪鬃,美、英、苏三国在华盛顿成立机构,负责协商如何向中国取得猪鬃、如何分配。当时的美国政府还曾派一位特使到重庆,表示猪鬃出口事关战争胜负,要求中国政府保证供应。

  因此,猪鬃出口不仅是中国战时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而且是用以抵偿苏联和英美等国援华贷款或易货的物资。

  著名的“驼峰航线”(中印航线)上,陈纳德率领的飞虎队运输的主要就是猪鬃,这条航线要飞越海拔一万五千多英尺的喜马拉雅驼峰,美国几乎是不惜用航空员的生命来换取中国的猪鬃。

  没错,猪就是这么重要。体验过抗战时期中国艰困经济的人们,听到过被战争暴行下中国民众哭喊的人们,如果用“伟大”来形容猪,应该一点也不奇怪。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叶舒宪说:“一方面古人将猪奉为信仰的图腾和自己的祖先,一方面却又大吃猪肉,这里边暗含了‘人畜合一’的深刻含义。”美国当代著名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则在其代表作《母牛·猪·战争·妖巫---人类文化之谜》中说:“爱猪的高潮就是将猪肉融入人体,猪的灵魂汇入先人的心灵之中。”

  今天,被认为是上海黄浦江“漂猪”源头的浙江嘉兴,在举国舆论压力下,正在进行“控量”大业——到2015年,将养殖规模从现在的750万头压缩到200万头。

  那些开启漂流之旅的死猪,拥有猪的躯壳,但没有拥有过猪作为家庭财产战略核心的尊严,也难以像它的先辈一样,图腾般在这个世界上活过。而它们的食用者们,则正在这个世界,寻找尊严。

  走在“漂猪”源头

  在上海工作的儿子每次回家都说臭不可闻,郭松国则回应说:“没有这里臭烘烘的养猪场,哪能让你们城里人吃上肉”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黄柯杰| 浙江嘉兴报道

  这里是江南的春天,闻不到一丝花草的气息,农用汽车正装着白里透红的大肥猪,空气中弥漫一股猪骚味。

  捏着鼻子的外地人匆匆跑过,当地人讪讪一笑。最近对于新闻记者的到来,他们已经习惯了。

  2013年3月,上万头死猪在上海黄浦江漂浮,被认定为起源地的新丰镇竹林村,“一举成名”。

  奇迹般漂流

  竹林村位于浙江嘉兴南湖区新丰镇。

  从嘉兴市区经20公里到新丰镇,从新丰镇再往南20公里是嘉兴平湖市,往北经过密集的水网,过了枫泾镇后,就到了上海金山区,这一片都是黄浦江上游。

  本刊记者到达现场采访时,一些村民还对猪漂上海的故事进行论证。在和煦的阳光下,伴着猪骚味的空气,他们正在比画着死猪漂到上海的途径。

  “漂得那么远,还没烂掉,真是奇迹哦。”一个拉饲料的养殖户说完这句话后就走了。

  对于竹林村的养猪大户来说,今年养猪注定是一场亏本的生意。禽流感和死猪潮的爆发,让养猪成为一个艰难的行业。

  作为嘉兴市的养猪第一重镇,这里集中着大量的养猪专业户。黄浦江漂猪事件发生后,这里成为舆论关注的中心,一拨又一拨记者赶到新丰镇政府,镇长沈云明成了记者追逐的目标,“大约有80%的农民养猪,占到全部经济收入的一半以上”。

  3月下旬大批记者出现在竹林村时,养猪大户们首先是惊慌,后来逐渐淡定下来。“还以为是为养猪污染环境的事情,没想到是为了几只死猪,大家觉得没什么大不了。”养猪大户郭松国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郭松国养猪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是竹林村比较早的养猪大户。早年,他在自家承包地里搭建棚子来养猪,2006年到2008年,猪肉行情见长,他赚到第一桶金。翻建猪舍后,他开始扩大规模,搭起一间仓库,用来储藏饲料,还聘请了两名工人帮助打理养猪场。最高的时候,郭松国一年出栏了600多头生猪,赚了30多万元。

  在上海工作的儿子每次回家都说臭不可闻,郭松国则回应说:“没有这里臭烘烘的养猪场,哪里能让你们城里人吃上肉?”

  亏本要杀母猪

  养猪是高投入的生意。在猪没有出栏之前,所有的一切都是投入,这包括猪仔、饲料和其他一切费用。

  每个环节都要精打细算。本刊记者采访期间,碰到好几拨收猪的商贩,他们与养猪大户讨价还价,在620元和610元之间,为了10块钱磨蹭一个多小时。

  商贩按照100斤毛猪的价格来收购,620元指的是100斤毛猪的价格,也就是6.2元一斤。

  对养猪大户来说,这是几乎亏本的价格。按照正常200斤的白猪来算,这一价格会让养猪大户每头猪亏损200元左右。这个养殖大户一次要出售30头猪,按照平均每头200斤来算,10块钱就有600元钱的价差。

  与工业产品不同的是,猪养大后无法囤积,养到不能长膘就必须卖掉。200多斤的猪,每天要吃7斤左右的饲料,这接近10块钱。如果少喂一点,猪就要掉膘。

  2012年以来,生猪价格处于下跌通道,从8元左右一路下跌到6.2元。麻烦的是,饲料价格却攀升,包括麦麸和豆粕在内的主饲料,价格上涨了10%左右。

  养猪行业经常使用这个词---“猪饲比”,用来算养猪的成本。按照郭松国计算,6.2元一斤的毛猪,已经让养殖户处在亏本状态了。

  为了降低养殖成本,竹林村的养猪户们自己繁殖猪仔,猪仔是养猪的起跑线。

  从养猪的全过程看,一头猪长到200斤需要7个月时间。从小猪到出栏,一头猪平均一天要吃掉6斤左右的饲料,按照饲料的不同,每斤猪的养殖成本接近7元,现在卖猪价格是6.2元一斤,加上猪仔成本,每头出栏的成猪都要亏损200多元。

  猪肉价格暴跌的时候,养殖户会将存栏的成年猪销售一空,但若行情继续下跌,越养越亏损时,则会将存栏的母猪杀掉。

  杀母猪,意味着养殖行业一个周期的结束。

  当行情见转,猪肉市场涨价,养猪户购进小猪仔,养殖猪仔培育成母猪,再养小猪成年,这个周期大概是一年半左右。若一个地方大规模杀母猪,是行业见底的信号。

  近年来,母猪成为养猪行业的基础与核心,得到国家的大力扶持,农业部曾下文,发放对能繁母猪的补贴,标准是每年100元一头。但竹林村一些养殖户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这些钱他们根本没见过。

  过量用药之问

  养猪之所以进入公众视野,更因为养猪中使用大量药物的种种传说。一些本地的养猪大户对此并不否认,但也有他们的理由:“只要饲料吃下去,猪就是长得快。既然一种药能拿出来卖,猪吃了肯定也没事,不然政府怎么不去查那些卖药的?”

  在新丰镇的各大兽药店里,各类药物琳琅满目。郭松国说,确实给猪吃添加药物,除了正规的药物以外,一些养猪大户会给猪吃大量的抗生素。“养的密度高了,就容易生病,一生病就不能长肉了。为保证猪不生病,就喂一点抗生素,猪越大,抗生素的用量也越大”。

  如果不用药,密度这么高的养殖模式,传染病会迅速蔓延。所以,“一头猪得病,整个猪舍的猪都要吃药。”郭松国说。

  嘉兴一些偏远地方还存在泔水猪,一些农民到城里将饭店的泔水倒过来喂猪,因为泔水里常常有鱼刺和骨头等硬物,猪吃了以后就会得口腔溃疡,“这些猪要喂的抗生素更多”。

  重金属之问

  对于饲料内是否有重金属等污染的说法,饲料销售商胡建国说,饲料质量肯定符合国家标准,但是具体没法测试,“比如说,大米有重金属污染,那用米做的饲料也可能有重金属污染,猪是好吃不动的动物,那猪肉里肯定也有重金属。但具体是否超标,这也有国家标准,就好像一天抽一支烟,是不是影响身体健康,这真的不好说。”

  关于黄浦江漂猪事件最恐怖的传言是“中毒”:嘉兴的养殖大户在饲料里添加大量有机砷,以增加生猪卖相,导致猪中毒而死。郭松国并不避讳用砷的问题,但认为“中毒说”不现实:用有机砷能改变猪的卖相,但是吃到死需要几个月的用量,而这种药最多只用一个月,如果每天喂,一段时间后就会导致猪食欲不振,体重减轻。“砷中毒的猪,你打一下,它反映都很迟钝的,如果真的中毒了,只要不喂,也会慢慢好起来。”

  郭松国对本刊记者说,现在养猪大户已经不用有机砷和瘦肉精了,而新丰镇一位饲料经销商却告诉本刊记者,有的农户还是在用瘦肉精来提高肉的品相,“没人管得住,猪杀成肉了,谁能查得出来?”

  死猪收购的生意

  竹林村的养猪业在2007年左右进入井喷期。

  2007年末,嘉兴的存栏肉猪是282万头左右,到2012年,这一数据已经达到734万头,占浙江全省的四分之一。目前嘉兴全市有生猪养殖户13万户,但出栏规模在50头以下的占到89%,属于典型的散养模式。

  “在2007年的时候,猪肉价格一路上涨,为了迎接奥运会和世博会,上海开展环境大整治,上海周边地区不能养猪了,嘉兴养猪业一下子发展起来。”在新丰镇做饲料生意的安徽人胡建国说。

  他以前在毗邻平湖的金山区做饲料销售,2007年夏天把店开到了新丰镇。

  黄浦江漂猪事件后,上海与嘉兴对死猪的来源曾有一段争执,但是,嘉兴每年到底死多少猪,确实无法统计,只有概数:按照业内生猪死亡率2%到4%的平均概率来算,嘉兴一年的死亡猪大概是20多万头。

  竹林村的一位养猪大户介绍说,从2007年夏天起,收购死猪慢慢成为一种生意。

  收购死猪的商贩原先做杀母猪的生意。在猪肉市场,不能再产仔的老母猪是不允许销售的,这些商贩将母猪买过去,通过自己的屠宰点杀掉后,把猪肉冰冻,或者卖给下家做成香肠肉糜。

  随着新丰镇养猪规模的扩大,越来越多的死猪进入到这些商贩的视野内。每当看到猪舍内一些猪病亡后,养猪户就给收购死猪的商贩打电话,一般都约定晚上来把死猪驮走。养猪户们会把死猪留在猪舍内,盖上一个麻袋,晚上商贩拿着两个铁钩子就把猪给钩起来,放在面包车上运走。

  死猪的价格一般是1斤一元钱左右,问起死猪流入市场的危害,养猪大户们都闭口不谈。

  收购死猪的行业在2012年下半年戛然而止。10月份,浙江省嘉兴市中级法院对17人制售死猪肉案作出一审宣决,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董国权、陈雪忠、姚建平无期徒刑。同案的其他14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至1年6个月不等。

  董国权等人正是竹林村等地的死猪收购者,不到3年,一共屠宰死猪7.7万余头,销售金额865万多元。

  董国权被判刑的消息让其他收购死猪的商贩闻风而逃。从此,农户便将死猪丢弃。

  据农业部相关规定,农户死猪处理补助是每头80元。但是本刊记者采访的一些养殖大户反映,未得到过这笔补偿。

  投猪入河成本最低

  在很多养猪大户看来,投猪入河是最简便的处理方式。

  郭松国说,他也往河道里扔过死猪。往河里扔死猪“好比是往马路上吐一口痰”。郭松国说,死猪入水后,一般要过两天才浮出水面。

  新丰镇的老百姓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死猪怎么从竹林村漂到黄浦江”。他们拿出地图,琢磨水系河网分布图,试图勾勒出猪漂上海的路线图。

  “死猪不能卖钱,当然丢在河里,难道还抬到家门口,让人家知道我家里的猪都有病啊?”一位养猪大户说。

  嗅着这里的空气,死猪腐烂的味道并不突出。

  在新丰镇,很多猪舍的猪粪和猪尿都是直接排入河道中,一些养殖基地外可以看到猪粪入河的痕迹,即便死猪丢入河中有腐烂的臭味,也会被阵阵的猪骚味掩盖住。

  3月上旬,上海市黄浦江发现上千头死猪,从一些死猪耳朵上所取得耳标编码判定,这些死猪来自嘉兴市新丰镇竹林村。

  在每个猪接种疫苗后,都会在耳朵上打上一个耳标,这个耳标是猪的身份证。数日后,嘉兴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副市长赵树梅说,上海给嘉兴市提供了17个耳标,7个已经查到位,还有6个立案调查,4个有待于进一步查证。

  据称,在死猪曝光后,嘉兴市政府总共巡查640平方公里,排查养猪场13万余次,搜集到死猪3600多头,其中80%是仔猪。

  为什么出现这么多死猪?赵树梅说,今年2月初的一场寒潮来袭,导致抗冻能力比较弱的小猪大量死亡。

  《嘉兴日报》曾报道,2月左右,竹林村出现死猪现象,1月份死亡10078头,2月份死亡8325头。

  嘉兴河网密布,仅以下属平湖市为例,整个平湖有3458条河道,总长度超过2200公里,死猪入河后,就开始漂泊之旅。

  在嘉兴农村,屋前屋后都是河道,一些养猪户都是在自家院子里或者承包地里养猪,趁着夜幕将死猪轻轻推入河中就完事大吉。

  代价

  在嘉兴市政府的宣传中,当地正在推广厌氧分解无害化处理。

  在现场可以看到,推进这项工程的,是一种池子。这池子很像一个地窖,是一个圆柱形的建筑结构,深约7米,底部铺满生石灰,与地面平行的是一个1平方米左右的口子,作为死猪的投入口。将死猪抛入其中,可让猪身自行降解,一个池子能容纳3000到5000头死猪,一年后降解完毕。

  一位竹林村的村民说,现在政府建池子有点来不及,而且还面临选址问题。

  “村民都怕死猪的细菌病毒,谁都不希望这个池子建在自己家附近,选址都要讨论好几天。”竹林村的一位村干部面对记者躲闪着走开。

  整个嘉兴都在为养猪业付出环境代价。

  除了死猪外,猪粪等污染物也给嘉兴的河网水质造成重大污染。“13万人养了700多万头猪,每头成年猪的排泄物相当于6到7个成人的排泄量。”嘉兴市环保局副局长余鸿伟说。据公开消息,2012年浙江省环保厅对全省跨行政区域河流交接断面水质进行评价时,点名批评六地,其中嘉兴占了两席。

  据嘉兴市政府的说法,对养猪的控量活动已经开始,作为“猪漂上海”发源地的竹林村已经被列入禁养和限养的地区。到2015年,嘉兴市的养殖规模会从现在的750万头压缩到200万头左右,禁养的范围主要在省级河道两侧200米范围、区级河道两侧各100米范围内。

  “我们的环境压力非常大,不能再付出代价了。”新丰镇镇长沈云明声音沙哑地表示。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饲料经销商胡建国、养猪大户郭松国为化名)        

  • 责任编辑:宋代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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