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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彪:全球政治觉醒的历史潮流

进入21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政治觉醒,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变法革命时期的历史背景相比,具有一些新的特征。以上叙述的全球政治觉醒一般都具有正义和进步性质,而且总体上愈来愈危及西方国家的既得利益,甚至难以保障某些国家的地缘政治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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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_郑彪

  全球政治觉醒是近年来布热津斯基等美国地缘政治学家经常使用的提法,也是其特别关注和忧虑的现象。它是指全球范围内,主要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人民群众中长期被压抑的大幅度改善自身物质文化生活条件和追求自身政治权利的愿望被日益唤醒,其行动能量被迅速释放,从而汇合成各具形式和特点的大规模政治(反抗)运动的全球地缘政治趋势。进入信息时代,由于互联网、视频技术的普及,信息以光的速度极快地传播,使得政治觉醒日益全球化并发展极快,具有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政治觉醒之所以引起布热津斯基的忧虑,一个主要原因还在于是其矛头所向,主要是针对作为外国势力的西方国家,特别是首先针对美国。最近俄罗斯举国彻查外国势力的代表,以及禁止官员持有外国账户等等不寻常的举措,其实都是国家政治觉醒在国家安全领域的表现。

  在人类历史上,由于经济落后,与此相联系的是宗教统治、偶像崇拜、思想禁锢、地域隔离以及信息难以传播等原因,世界大部分民族、国家和人民在千百年里长期处于政治愚昧、精神麻木的极其落后的状态。在这方面,由于中华民族早慧,早在商周时期就开始摆脱原始宗教和神权的统治,“商尚鬼,周尚文”,即中国先民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开始认识到人在天地,亦即神(或上帝,即自然界)面前不完全是被动的,人不能只依恃于天命,天命的赏罚是根据人的行为表现,这就是德的意义。《诗经》有“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一说,于是人的命运开始摆脱宗教的神秘力量,而得到解放。不仅如此,中国先民从夏朝就产生了民本思想:“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两者是中国先民最早的政治觉醒,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具有极其伟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到春秋战国时代,更产生“天下为公”和“大同社会”的思想,包括“尊王攘夷”、“民贵君轻”、“惟不嗜杀人者能一之”的“仁”、“义”以及“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等等的优秀而独特的政治思想理论。又如见秦始皇出巡,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是也”,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而陈胜在大泽乡一声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则天下相应,这都是先秦公平正义平等思想(公平理念至少源于三代,阐于《易经》)的发展普及,都标志着中华先民对原始宗教的政治觉醒,终于形成历史潮流。于是有秦统一中国,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广土众民,抟成我中华民族。(参见拙著《中国软实力 决定中国命运的两种思路》第八章“我们是谁”,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这件事业的伟大,从一千七百多年以后欧洲人搞欧盟,以及近年来的拉美一体化、非洲一体化等地缘政治趋势仍然可以看出来。中国历史上平等思想源远流长,到秦汉为以士农工商四民社会亦即平民社会而非封建贵族社会奠定基础。以源远流长、深入人心的平等思想为代表的早期民主思想理论是中国历史上历代农民起义和造反传统的思想理论基础,平等和造反是中国民本思想的一体两面。孟子一方面强调“民贵君轻”,同时又强调“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对专制无道的皇帝主张“易之”。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民主思想,流传两千年,对帝王有很大的震慑制约作用,故遭到明太祖的痛恨。当代史学家茅家琦教授认为中国历史“上至陈胜、吴广、项羽、刘邦,下迄朱元璋、努尔哈赤、袁世凯,都是在极端专制帝王思想驱使下进行军事政治活动的。”(茅家琦著:《桑榆读史笔记》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页)这种观点不仅将古今历史上不同阶级的政治人物一锅煮,而且排除了平等思想的政治历史意义,夸大了帝王专制思想的影响。陈胜、吴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那一声吼,并无关帝王思想,要说“驱使”,毋宁说是平等思想促使其官逼民反。此外,尊贤选贤举能的优秀传统到西汉则制度化,不靠出身门第,也不靠财富即可以选拔出任国家领导人,甚至可以一步登天,出将入相,“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社会常态,这也不是专制气象,而是一种具有中国民主意义的传统。到隋唐更发展成为科举制度,一行千几百年。这些都标志着中国历代的政治觉醒,不能一杆子打倒。中国历史上的这些优秀政治思想理论成为近现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思想理论来源,这些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国共两党的无数进步优秀人物身上都清晰可见,加以受到西方近代先进思想影响,特别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列主义,从而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而清末三元里抗英斗争、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所激发出来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在都是近现代中国政治觉醒的明证,至今为美帝国主义所忌惮。布热津斯基最新对华言论可资证明,民族主义实为对习近平主席即将会见奥巴马总统的最重要劝诫。(参见布氏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20世纪中国政治觉醒,还突出地表现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既不走西方国家道路,也没有简单重复苏联道路,而是成功地开创了自己的道路。革命是如此,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也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全世界都受到新自由主义干扰,中国也难以独善其身,但是中国仍然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成功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回首近代以来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展望中华民族充满希望的未来,我们得出一个坚定的结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中国党和人民面临当代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是清醒而不是迷失,环顾全球,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在西方历史上,不仅人类早期的文明早已熄灭,而且随着世界现代学术发展,古希腊的文明史受到愈来愈多的质疑,这方面何新先生的研究成果非常突出,有重大意义。西方冲破基督教千年的黑暗统治,最初的政治觉醒,始于在中国发明的印刷术和造纸技术西传基础上发生的所谓文艺复兴(尽管对文艺复兴运动的存在也发生很大争议)和宗教改革运动,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诞生开辟了道路。第二次政治觉醒仍然是在中学西渐基础上发生的近代欧洲启蒙运动,它催生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为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取代欧洲封建贵族制度开辟了道路。而此前不久即1775-1783年的北美独立战争何尝不是一种政治觉醒?欧洲第三次政治觉醒,既是阶级觉醒,也是民族觉醒,其标志是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和欧洲革命以及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诞生,它将欧洲工人运动推向历史高潮,在西欧催生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是20世纪西方福利国家的滥觞;而在东欧则催生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虽然在西方受到挫折,却在东方席卷了半个欧洲和东亚许多国家,最重要的是具有巨大全球地缘政治潜力的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战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崩溃,带来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觉醒,后来的不结盟运动是这一政治觉醒的新发展。地处欧亚板块的中苏两大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盟,曾经对20世纪的全球政治觉醒和世界和平进步事业发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地缘政治影响。相反,后来实际上存在的“美苏共治(G2)”以及中苏分裂对全球社会主义运动走向低潮和世界和平进步事业发展也带来难以估量的消极影响。而当代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性破产,更标志着进入21世纪以来对于后殖民主义、“文明冲突”和“世界新秩序”等种种西方模式的全球政治觉醒进入新的阶段,其中惨遭苏联解体这一“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普京语)的俄罗斯,公开将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本质的认识提高到种族灭绝的高度,这在当前世界各国的政治觉醒中,显得格外引人瞩目。有鉴于此,俄罗斯朝野这一极其深刻的共识堪称一种具有全球意义的地缘政治觉醒。与此同时,首先从西方国家兴起了“马克思热”,随即风靡世界。这标志着当代全球政治觉醒在政治思想理论方面达到的高度,具有深远意义。与此同时,在中国发生的政治觉醒,特别值得深思,也特别具有全球意义。长期以来,美国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90年代中期以后在中国也卷起私有化浪潮,一度很有些摧枯拉朽,后来遭到抵制,但至今仍有一种势力似在强势推进;进入新世纪,美国进一步推行“中美国”模式,力图将中国的发展和改革引入歧途,至少在经济领域特别是金融等领域,更不必说学术文化和意识形态乃至互联网领域等等,取得了不俗的成效;如果不是2008年美国搞出金融海啸,虽然是殃及全球(重创世界各国也包括中国),也是自我爆炸,彻底惊醒了很多国家也包括中国人民,则美国对中国的和平演变战略是否就将顺利得手,进而完成对中国的肢解和种族清洗?(参见何新:《统治世界 神秘共济会揭秘》)谁也不能打保票。近来,围绕转基因问题、疫苗问题等等,以及长期以来美国在中国国内无孔不入的渗透和在国际上的一系列做法,实际上都是为了“形成以美国为首的联盟,进而消灭中国”,而中国似乎正被美国骗“进圈套,或被拖入世界大战中消灭。”((加)米歇尔·科塞多夫斯基:《中国似进圈套 或被拖入世界大战中消灭》,《环球网》2012年11月29日报道)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报告中不仅高调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而且第一次醒目地使用“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提法)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就任总书记、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以来迅速获得与日俱增的巨大民望,其政治背景之一无疑与当代世界包括中国发生的政治觉醒密切相关。

  进入21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政治觉醒,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变法革命时期的历史背景相比,具有一些新的特征。这些特征主要是:一方面,人民经历了长期革命与新中国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国家、民族和人民自身在新旧社会制度下完全不同的命运和生活有深刻的体验和历史对比,特别是经历了长达半个多世纪反对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反动派的阶级斗争和几十年反修防修、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乃至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训练和锻炼,对改革开放时期的成就和缺陷逐渐有了自己的判断;另一方面,现实中长期存在喝发展的两极分化、相对贫困、西化分化以及西方国家对社会几乎无所不在的政治渗透和经济金融乃至资源掠夺、种种社会不公、社会严重腐败、人民主人翁地位丧失而沦为“屁民”的屈辱等等,凡此种种无不激起历史记忆和强烈对比。在信息时代,互联网、手机 和视频等现代传播技术,使种种思想、观点和理论以及社会不公现象包括其细节的信息图像得以光速传播,无形中起到社会觉醒和动员的无比巨大的作用。在这种条件下,旧式维稳如同鲧治水,难以成功,形势呼唤大禹。众所周知,中共中央政治局善于学习,与时俱进,在国际上是出了名的。尤其在在政治领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道路等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的立场和毫不含糊的果断态度以及采取一系列相应的措施,给国内外以强烈深刻的印象,给党和人民群众以巨大鼓舞和希望,这无异于政治上的定海神针,对稳定局势和开辟新局面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以上叙述的全球政治觉醒一般都具有正义和进步性质,而且总体上愈来愈危及西方国家的既得利益,甚至难以保障某些国家的地缘政治稳定。特别是在中国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大而美国霸权日益衰退的背景下,尤其如此。但是在另一方面,实际上,由于政治觉醒伴随着激烈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种族冲突以及地缘政治博弈,政治觉醒也在相当程度上为各种相互对立的政治势力所利用、推动和操纵,成为一柄双刃剑。远的不说,即使在当前全球政治觉醒进程中,许多国家和地区民众的政治觉醒往往演变为各种形式反政府的政治动乱、种族冲突、宗教冲突甚至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以及政权更迭、国家解体,大大加剧了全球碎片化、权力分散和政治动荡,也加剧了弱势国家的地缘政治风险。而中东地区的政治动荡实际上难以排除向中国西部边境蔓延的潜在动力和发展趋势,而围绕钓鱼岛和朝鲜半岛以及南海问题上的地缘政治危机更直接危及中国利益,其背后闹的什么鬼,不问可知。

  (二0一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 责任编辑:宋代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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