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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为什么书生总会败下阵来

对个人的改造和驯服是斯大林模式类型的国家一个重要内容,所以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强调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颇感不快。

  泯灭个性和差异是这种体制的应有之义


  对个人的改造和驯服是斯大林模式类型的国家一个重要内容,所以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强调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颇感不快。斯大林就曾经说过,马克思的某些原理具有自由主义的倾向。他喜欢的是能够贯彻他的意志而自己没有想法的人。托洛茨基说,我们这个体制说的是不劳动者不得食,而真正体现的是不服从者不得食,在政府是唯一雇主的国家里,反叛就等于饿死。泯灭个性和差异是这种体制成功后的重大转变。而且当初理想主义越是强烈的人,按照自己的模式改造世界、希望规划他人人生、替民做主的愿望也就越迫切,对权力的渴望也就越大。这也就是为什么别尔嘉耶夫说,强制社会主义者都有“小波拿巴倾向”的原因。革命成功以后,拿革命者与原来的统治者进行互换差别应该不会太大。列宁主义的政党从革命前的“灌输论”,到革命中的“忘我斗私论”,到建设时期的“改造论、驯服工具论”,都是围绕着这个思路展开的。


  这样说似乎有点绝对,其实革命政党在地下斗争阶段,因为不占据政治权力,需要广泛的社会动员,需要争取民众,总是表现得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表现了对立宪民主和人民共和的政治追求,表现了虚怀若谷知错就改的宽大胸襟。而一旦成为一种高高在上的支配性力量的时候,就会以一种新的统治面貌凌驾于个人之上,一旦进入这种体制,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剩下的只有服从。


  这时如果一个人有个性、有想法、愿意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并且有时会质疑上司,或者直言不讳地指出哪些不合理之处,那他和“敌人”的范畴就只有一步之遥了,何时被扣上“反革命”和“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帽子,只是早晚的事。


  而在这个过程中,人类追求自由的天性和国家培养的奴性规律总是相冲突。由于知识分子的独立见解和精神创造性决定了他们是最难整齐划一的阶层,而且由于并不直接从事体力劳动产生物质产品,在阶级划分中注定会成为有罪的阶级,要经过一次次地“脱裤子、割尾巴、洗澡、狠斗私字一闪念”的种种改造运动,要在群众运动中经过一次次自尊心彻底扫地的检讨和“过关”,最后变成“提线木偶式”的螺丝钉和砖头。每次政治运动拿不驯服的知识分子开刀祭旗就在所难免了。


  苏联的知识分子政策


  我想大家一定对中苏两国知识分子的遭遇的异同很感兴趣。简单地说,苏联并不是在搞一场场政治运动,强迫知识分子在自我贬低、自我揭露中过关,而是根据领导人的好恶经历了20年代的驱赶,30年代的镇压,40年代由于战争环境民族危机压倒一切,知识分子的总体信任度有所恢复,50年代实行的是胡萝卜加大棒的双重齐下,60年代末持不同政见运动兴起。人们私下里已经不相信意识形态的那套说教,在看透了统治阶级自身的腐化堕落与伪装后,使得那些高居庙堂之上的政治家早已没有了道德感召力,由于他们对自己奉行的是另外一种思想和价值观,这种表里不一的做法,导致苏联政治笑话满天飞,人们以各种段子嘲笑它、调侃它。即便是党政干部,面对麦克风的“党语”和厨房文化的民间语言也能转换自如。这就形成一种双重思想的人格分裂。


  总的来说,苏联知识分子面临的环境没有那么封闭,毕竟在海外有大量流亡的俄侨,这里面包括各种社会主义者,他们纷纷著书立说,像社会革命党的切尔诺夫、孟什维克的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德、孟什维克一直在美国出版《社会主义通报》到1965年,更不要说托洛茨基以及他的第四国际都有大量的言论针对苏联的现实,使得即便是苏联当局也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


  这种思想文化的传导表现出来的能量要远远大于具体个体的存在。俄侨文化的思想火种,到80年代末期便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填补国内的意识形态空场。


  另外,对苏联知识分子所不同的是,他们还有宗教,还有一个彼岸世界可以寄托,还有内在可以坚守的力量,即便无法改变外在的扭曲世界,有些人还可以在超越现实的精神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有不少学生问过我,为什么沙俄时代的知识分子敢于反对沙皇专制,而苏联时代的知识分子却不敢反对斯大林的专制。索尔仁尼琴早就回答过这个问题,沙皇的专制与斯大林的专制比起来太小巫见大巫了。沙皇时代的知识分子即便不端政府饭碗也有生存能力,他们本来从军队退伍以后就不爱从事文职,因为他们在乡间有领地,大不了退回去当领主也用不着受政府那份鸟气,他们吃政府饭本来也不是为了解决生计问题,而是为了找份事做,何况冬季居住在城市里也方便沙龙里的思想讨论。果戈理、屠格涅夫、赫尔岑都曾经辞官不做,专门从事反对沙皇专制的创作。托尔斯泰有427公顷(约6400亩)的土地和几百名农奴,即便不靠版税也完全可以做到衣食无忧。屠格涅夫因为异端写作被判处流放领地罪,也就是说他必须被圈禁在自己领地上,不能到城市里来。他刑满解禁以后《现代人》杂志社专门为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这种刑罚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看来,根本算不上什么惩罚。


  一般来讲,在具有社会缝隙的国家里,任何反对派的反抗都会义无反顾一些。比如团结工会在军管时期,工人领导者会前赴后继地涌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团结工会的接力棒工作做得非常好,有超越世俗价值的教会存在,身为波兰人的教皇保罗二世就说过,工人们组织工会的权利是上帝赋予的,谁也不能剥夺这种来自民间的呐喊,被捕入狱的人知道,他们罪不至死,而他们的妻儿老小会有人照顾,除了教会的援助以外,工会办的地下工厂也会接济入狱者的家属,所以他们的抵抗没有后顾之忧。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华沙大学库龙、米奇尼克等知识分子的介入,使他们更加理性、更有持久性,有更坚定的信念。而在中国“文革”中的“管制社会”里是不具备这样的环境。所以我认为从根本上说,中苏两国知识分子的遭遇不是人性的差异,而是环境决定的。


  左派知识分子的命运


  杨奎松先生的这部专著,谈的是张东荪、潘光旦、王芸生三个知识分子的个案,他从各种史料中还原出这三个人物与新政权的磨合过程和特点。这让我想起了另一类知识分子的经历,比如秦晖的导师赵俪生先生,他是清华大学左派学生出身,从文本上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困难,但是到了延安一看,发现与他的想像有很大的落差,便又退回到西安去,此后一直纠结于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力量与现实社会主义之间的不符。还有一类像我父亲,到了延安后被那种新气象所打动,但是后来过于认真于道统的责任,缺乏对政治动向的洞察能力和揣摩领导心思的本事,于是乎在某个节点上就会作为政治替罪羊被甩出去。实际上他们的心路历程在中国是有普遍性的。很多左派人士都经历过从反对国民党独裁到屈从于“本党”专政的转变。我特别注意到杨奎松先生在书中有一句话,“如果是换了我,我就一定会比他们做得好吗?”因为我也曾这样质问过自己。我从我父亲的经历中产生了这样的疑问。


  父亲故去以后留下了40年的日记,我闲来无事时会经常翻看,从读日记当中我有三个感受:第一,这40年是个性的自我萎缩、自我改造、自我克服的过程,日记中最有文采和好看的部分是1949年前,可谓喜怒哀乐尽行于色,爱憎笑骂皆成文章,是一个争自由的热血青年的政治激情和浪漫人生的多彩写照。最有意思、最令父亲尴尬而令我们好笑的是,在“文革”中抄家抄出的众多东西中,有父亲在1940年写的一封情书,现在想来文采极好,而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以我们的眼光看那是一份充满了资产阶级气味很“酸”的旧文体,让我们不经意间看到了父亲的另一面。而解放后的部分,越往后就越像一部流水账,言不由衷像是写给别人看的东西。我了解那时候政治高压下的生存状态,尤其是他的日记可以随便被领导调阅以后,它实际上就已经不是日记性质的文体了,而是甘愿被异化为工具的记录。


  这部分日记中,父亲一直在压抑、强迫自己,妄图跟上形势,跟上潮流,向组织靠拢,因为政权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就具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必须给自己塑造出一个与政权一致的“崇高”、“宏大”目标,以说服自己把一切人的尊严抛弃。在没有选择、没有比较维度的情况下尽个人最后的努力,在不违反做人底线的原则下努力表现忠顺,却仍然得不到认可。父亲在日记中经常提到,“今天刘澜涛给十几级以上干部传达中央精神,我不能参加”,“马文瑞给全校干部作报告,我又被划入另册,心理压力很大”。如果在今人的眼里,谁稀罕去听报告呢,这算什么待遇?我女儿就说,让我去听那些枯燥的报告我才会脑缺氧,才会有心理压力。可是在当时那是一项划分敌我的政治界限,别人都能去听、能谈论的话题,唯独个别人被孤立起来,心中的滋味不是我们在当下的环境中能够体会的。在只有被选择权利而没有选择权利的时候,只能从自身找原因,以至于最后因为想把自己变成这个机器上的“螺丝钉”而不得,而苦恼万分。

  • 责任编辑:宋代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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