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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长期执政的挑战与智慧

在学习他国方面,我们不仅要看别国成功的经验,更要看别国失败的教训。我们的知识分子往往一看民主,就看美国、欧洲的民主,却从来不看非洲的民主,不看泰国、菲律宾的民主,也不去看拉丁美洲的民主  看不到既得利益,社会也就不存在了。

  观点摘要:

  在学习他国方面,我们不仅要看别国成功的经验,更要看别国失败的教训。我们的知识分子往往一看民主,就看美国、欧洲的民主,却从来不看非洲的民主,不看泰国、菲律宾的民主,也不去看拉丁美洲的民主  看不到既得利益,社会也就不存在了。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社会本身就是由各种既得利益组成的。中共在现有的体制下,要做到“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也就是要让新的水流进来。制度必须是开放的——永远向新的利益开放,这样才能永恒  很多人认为民主是整合社会的机制,其实民主在一定条件下是分化社会的机制。现代社会是个利益多元的社会,只有当中产阶层的利益庞大时,当他们的利益成为主导利益时,社会才稳定,政治也才稳定。西方做得好的地方就是因为把中产阶级做大了。可以说,西方国家是中产阶级自己整合了自己  我最佩服的就是邓小平,面对既得利益,他首先承认这是既得利益,再在既得利益之外通过政策等各种因素培养新的利益,让新的利益长大之后对既得利益产生压力,再去改革既得利益。反腐败也是同样的逻辑。你不能仅“苍蝇”、“老虎”一起打,而是要在“苍蝇”、“老虎”之外培养不是“苍蝇”、“老虎”的力量

  学习他国,不仅要看成功的经验,更要看失败的教训

  从西方的视角来看,中共选拔出的最能干的人的过程跟他们的标准选举过程不同,所以会有质疑、有批评。以选拔政治局常委为例,可从“性别、资历、年龄、利益”角度来观察。具体来说,就是性别方面偏重男性,比如政治局常委中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过女性,这跟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资历就是已经担任过两届政治局委员的先有资格入选常委;年龄的规定,简单来说就是“七上八下”,即67岁的优先入选,年轻的延后考虑;利益主要就是利益的平衡。关键就是这八个字,下一届肯定也是如此。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西方的选举制也不能保证最聪明、最能干的人一定会被选上,比如美国最聪明、最能干的人可能都去经商了,二流的才会成为政治家。同时,也不能保证最坏的人就不会当选,希特勒等政治人物就是由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台湾的陈水扁很腐败,但也是选举出来的。当西方评论中国的时候,往往会把他们自己也没有的东西加到中国身上,以一种理想化的标准看中国,这种情况在很多中国人身上也是一样。其实只要有规矩、有程序就没问题的。如果中国按照现在的制度设计继续走下去,行政效率就会比西方多党制的互相否决的(政治)效率要高。

  另外,我想强调的一点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从近代以来就深受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影响,认为历史的发展是线性的。西方很多反对马克思的人,他们的思维方式也是线性的,即认为社会的发展必须要从这头走到那头,是一条路。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历史是开放的,是复杂的、多方向的,也是没有终结的。所以我也一直在批评中国人思想被殖民地化了:西方走过的路,中国一定要去走吗?我们是要学习西方,但主体是我们自己。我为什么那么强调贤人政治和选拔制呢?因为这就是我们的主体。中国可以越来越多地学习西方,学习他们的民主因素,但是绝对不会演变成西方民主。如果一定要刻意地模仿,就会失败,这是我的判断。五十年后我们可以再来检验。

  在学习他国方面,我们不仅要看别国成功的经验,更要看别国失败的教训。我们的知识分子往往一看民主,就看美国、欧洲的民主,却从来不看非洲的民主,不看泰国、菲律宾的民主,也不去看拉丁美洲的民主。我们要有比较的眼光,同时,比较的前提是尊重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

  执政党要长期执政,政策就要不断地变化

  中国是延续性多于变化。从历史上看,从粉碎“四人帮”到邓小平上台,这可以说是最大的转变,但是中国仍然很好地保持了权力交接的稳定,用西方的话说是成功地实现了从“毛主义”到“邓主义”的过渡。成熟的民主国家是在同一个宪政框架下的反对,国家的大政方针不会变化,只是针对具体政策层面的调整。而中国在这一点上,变化应该更多一点。西方国家往往可以在政策层面一下子转变过来,而中国与此相反,延续性太多,变化不够。当然政策的变化不是说否定前一任领导人的政策,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具体的政策当然是不同的,但也正因为时代的变化,对新一任领导人提出了政策变化和创新的任务。

  执政党要长期执政的话,政策就要不断地变化。任何事物都在变,只有“变”这个道理是不变的,这是中国古典《易经》的核心。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批评说社会经济变化那么大,但是政策上面跟不上的原因,就是因为执政者调整得不够快。在实际生活中,特别是80后、90后这些年轻人的变化更大。例如,我们还能找到以前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么?农民工、知识阶层这些都是全新的。社会变化大,经济层面变化就更大了。以前是计划经济,现在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以前说政治和经济“两张皮”,指的就是政策脱节于社会现实的问题。政治最后都要表现为政策,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政治制度下,政策上的变化不够,跟不上现实,所以政府和官员每天都疲于奔命,每天都在“救火”,结果每天都很累。

  不是民主而是中产阶级整合了社会

  很多人认为民主是整合社会的机制。其实民主在一定条件下是分化社会的机制。西方做得好的地方就是因为把中产阶级做大了。美国两党制,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谁执政都要照顾这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利益,你可以左一点、他可以右一点,都没有关系,但必须照顾到他们的利益。哪一个政党,一旦脱离了中产阶级,根本就不必再去想争取政权。可以说,西方国家是中产阶级自己整合了自己。整合社会并不是靠民主,泰国就是个被民主分化的典型案例,城市居民选出的首相农村居民不接受,农村居民选出来的首相城市居民也不接受。再看台湾社会,因为“统独”问题,也造成了社会很多方面的分裂。政党就是分化社会的,是你拉你的人,我拉我的人,我们互相斗,这就叫作政党。为什么中国以前那么反对朋党呢?原因就在于此。

  现代社会是个利益多元的社会,只有当中产阶层的利益庞大时,当他们的利益成为主导利益时,社会才稳定,政治也才稳定。可以说,有了中产阶级什么都有,没有了中产阶级什么都没有。中国现在人均GDP5000元左右,如果能够从中等收入水平转型达到高收入水平,成为发达经济体,我们今天遇到的很多问题就没有了。现在极“左”、极右等等思想和影响都有,但到了那个时候即便它们还会存在,也起不了任何作用了。

  所以,中国政府现在要做的就是三件事:第一件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把中等收入社会转型成高收入社会,而这一块城镇化就非常重要,突破口在城镇化。但是城镇化必须要有一个目标,也就是培养中产阶级,不能为了城镇化而城镇化。中产阶级社会也就是消费社会,现在的中国根本未形成消费社会,孩奴、房奴等等就是例证。我为什么强调土地问题,也就是住房问题,这是社会领域一块很大的问题。“居者有其屋”应当是中国梦的一部分,有恒产者有恒心,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归纳起来就这两点,没有什么其他的。第二件是党内这一块,既然党是主体,党怎么做?我想反腐败最重要,反腐败在党内的这一块,这是主体性的建设,当然反腐败也不能仅限于党内,所有的组织都要反腐败。第三件则是中国梦跟国家、跟社会之间的关系,怎么样能让老百姓做起中国梦,现在我们大家都在做“西方梦”。好多东西确实需要去做,但改革一定要有目标。

  改革需要摒弃“应该怎么样”的思维方式

  改革怎么去改?首先我们必须“经验地”来看问题,而不是“应该怎么样”。中国人受传统的道德哲学影响很深。我们老师教给大家的常常只是对错的问题:这是好的、那是坏的,我们看电影也分这是好人、那是坏人。这样一种简单的思维方式对于学者是完全不够的。再比如前几年讨论中国模式的问题时,很多人一提到中国模式就首先区分好坏,比如赞成者说中国模式是好的,比西方模式好,而批评的人往往说中国模式不好,我们改革就是要消灭这个模式。这就是一种“应该怎么样”的思维方式。

  体验社会要比头脑中去想更重要,现在好多中国学者不了解中国社会。我们所想的,与我们实践的东西一定要对应起来。理想很简单,人类社会99.9%的理想最终都没能成真,甚至我今天上午的理想跟下午的理想也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寻找事物本身的客观规律如何发展,要把握社会的客观规律,而不是社会“应当怎么样”。每个人如果都从“应当”层面出发,100个人可能会有200个不一样的东西。事物本身有发展的“势”,我们作为学者就是要去揭示这一点。

  制度设计要给“新利益、新势力”一个机会

  具体到改革中,究竟该怎么做?以反腐败为例,其实反腐败也是一门学问。中国就是内部多元主义太多,外部多元主义太少。像新加坡的一个反贪局、香港的一个廉政公署,两个机构都很小,但人家的社会就清廉了。反腐败机构中国党内有几块,政府有几块,人大、政协,甚至连大学都有,哪有这种事情?内部太多元了,谁来负责?没有人负责。互相间你争来、我争去,反而给腐败很多机会。就像很多人说的,中国反腐败的机构本身也难以避免腐败。内部必须要整合,我以前就提出要建立反腐败的大部制,一定要协调起来,否则互相掣肘没有效率。同时内部要集权一点,外部要分权一点,比如学校反腐完全可以引入社会审计机构,就算学校自己的审计制度还没有培养起来,也可以借助外部的先用。外部审计、社会力量和媒体公开一点。现在微博反腐太多了,成本太高,那是个人反腐败,必须要制度化,不沿着法治的轨道,最终会形成一个人人自危的社会,社会的信任度也会越来越低。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反腐败要设计一个制度给清廉一个机会。假设我要提拔你了,我就要事先问你一下,你愿不愿意财产公开,如果你不愿意,那我也就不缠你了。而那些愿意的则表明:第一,你确实是很清廉的;第二,可能问题不大。那么,我就提拔你。我们需要设计一个制度让清廉这一块力量成长起来。我不认为人生而腐败,腐败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是制度的产物。现在的问题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想腐败,但是在这个制度体系下不腐败没法生活,不腐败没法工作下去,所以就要设计一个制度给清廉一个机会。就像以前国有企业改革一样,国有企业改不动,那我就让国有企业之外产生一个民营企业。你看,中国的改革逻辑就是跟西方的逻辑不一样。再好比我们说要消灭既得利益,但是可能你还没有消灭它,它就先把你消灭了。改革的逻辑不应该是这样的。我最佩服的就是邓小平,面对既得利益,他首先承认这是既得利益,再在既得利益之外通过政策等各种因素培养新的利益,让新的利益长大之后对既得利益产生压力,再去改革既得利益。反腐败也是同样的逻辑,你不能仅“苍蝇”、“老虎”一起打,而是要在“苍蝇”、“老虎”之外培养不是“苍蝇”、“老虎”的力量。其他国家也是一样,日本明治维新就是靠精英,一帮新的精英产生了,后来逐渐取代旧的精英。中国改革的逻辑就是如此。

  看不到既得利益,社会也就不存在了。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社会本身就是由各种既得利益组成的。中共在现有的体制下,要做到“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也就是要让新的水流进来。制度必须是开放的——永远向新的利益开放,这样才能永恒。

  创新有时候比体制改革更重要,因为每个体制之后都是庞大的既得利益。例如,我们现在大学的很多教授整天都在想着改革,但是一旦改革改到自己头上,肯定比谁都抵制得厉害。所以说每个体制之后都是既得利益,城市居民是既得利益,官僚机构是既得利益,国企、银行、大学等全都是既得利益,你能一次全部改得动吗?你必须要在这些之外培养新的利益,因而体制、制度的创新更重要。我的判断是,美国的制度,它是民主的,其优势不在于它改革容易。我们可以看到奥巴马的社会政策改革有多难。美国的优点在于它创新的空间大,制度创新的能力很强。中国就是要往这个方向走。制度创新比制度改革更重要,好多制度都是这样,不止中国这样,其他国家也一样。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人民论坛记者袁静采访整理)

  延伸阅读

  “中国道路”应当是一条改革的道路

  改革、发展和稳定曾经是中国改革路径的理想状态。通过改革尤其是体制的改革得到发展,而改革和发展则为社会稳定创造坚实的基础。但现在的情况则不是这样,很多方面表现得很糟糕。“无改革”已常态化。发展也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未来的路怎么走?不管人们喜欢不喜欢,乐意不乐意,要发展和进步,最终还是要回到改革的道路上来。人们所说的“中国道路”应当是一条改革的道路,而不应当是一条不改革的道路。今天人们所看到的“中国道路”是以往改革的产物,这条道路是否可以持续,就取决于进一步的改革。

  中国会发生一场“廉价革命”吗?

  什么叫廉价革命?最明显的就是中国传统上一而再、再而三所发生的对社会极具破坏性,但又不能对社会造成任何有意义的改变的革命……在当代社会,“廉价革命”除了这一层传统意义外,又被赋予了另外一层含义,那就是,发动这样一场革命的“低价格”。这些年来,很多国家所发生的“颜色革命”就是这样一种廉价革命。人们观察到,颜色革命有“三件法宝”或者三个要素,包括知识阶层理想主义的激进化,社会与日俱增的不满因素和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有效通信技术。只要这三种要素有效结合在一起,就很容易造成一场势如破竹的廉价革命……中国的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变,政治也要跟着变化。如果政治不能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或者执政者硬要迫使变化了的社会向政治权力“投降”,那么执政者和社会的矛盾必然会激化。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执政者也难以找到有效的社会治理方式,不当的治理方式更会为廉价革命创造更多的机会。

  (资料来源于联合早报网郑永年专栏)

  注:本文为《人民论坛》杂志原创文章,网络转载请为作者署名并注明“来源:《人民论坛》杂志”字样。书面转载请联系010-65363752或邮件至rmlt@rmlt.com.cn。

(郑永年) 
  • 责任编辑:方乐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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