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网

大公资讯 > 中国时政 > 中国聚焦 > 正文

热闻

  • 图片

学习历史,走进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中国先民创造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留下了丰富厚重的历史遗产。把以史为鉴的思想提升到理性精神层面,是秦汉更迭这一重大历史变动对汉初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的启示。


  中国先民创造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留下了丰富厚重的历史遗产。学习历史,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遗产和精神成果,提高全民族的历史素质和精神修养,增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软实力,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一个重要方面。

  历史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是整个民族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在这里,蕴含着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滋养着、培育着世世代代的中国人。要弘扬汲取这些宝贵财富,将其转化为当前历史运动的伟大力量,就要重视学习历史,接受历史积淀凝练的珍贵遗产——

  彰往察来的历史精神。中国古代哲人很早就提出“彰往而察来”(《周易·系辞下》)的思想,它反映了中国先民所具有的独特的历史精神。

  人们通过史学而认识历史,从而丰富了知识,积累了经验,增益了智慧,这是人们得益于历史教育的重要标志。但是人们认识历史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了解过去,弄清“历史的真相”,也不仅仅是为了提升自身的修养,同时也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现实和更清醒地观察未来,把从历史中得到的知识、经验、智慧运用于现实和未来,“彰往而察来”的真谛即在于此。

  彰往察来历史精神的内涵,首先表现在“通古今之变”的自觉意识。先民从经验中或通过口耳相传,认识到“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周易·系辞下》)的道理。司马迁著历史巨著《史记》,以“通古今之变”为其宗旨之一,申言“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上计轩辕,下至于兹”(班固《汉书·司马迁传》)。从“通其变,使民不倦”到“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包含了丰富的历史内容。而“通古今之变”更是成为《史记》以后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凸显出彰往察来历史精神在历史撰述中的重要位置;同时,它也成为中国人思维方式的重要特点。

  彰往察来历史精神的内涵,还表现在史学家对中国古代制度文明传承演变的自觉认识。从唐代史学家杜佑的《通典》、宋代史学家郑樵的《通志》到元代史学家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史学上谓之“三通”,再到清代所修的“续三通”“清三通”,展现了中国源远流长的制度文明。

  彰往察来历史精神的又一个突出表现,是中国史学家始终把过去、现在、未来视为一个连续不断的整体。司马迁说的“述往事,思来者”,已包含了这种思想。这种历史精神,也表现在一些政治人物把自身的社会活动,置于“古”“今”“后”相联系的历史长河中加以看待的自觉意识。如唐太宗的政治理念是“勉励终始,垂范将来,当使后之观今,亦犹今之视古,不亦美乎!”(吴兢《贞观政要·求谏》)这是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来看待过去、现在、未来的联系,反映了一个政治家把自己置于历史的过程中加以约束和自律的意识。

  综观中国史学家的历史撰述活动,从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开创纪传体“正史”之先河,到清修《明史》以至民国年间所修《清史稿》;从司马光主修《资治通鉴》,到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与毕沅主修《续资治通鉴》等,都是彰往察来历史精神的具体表现。这切实而有力地表明:“有生命的历史,实是一个亘过去现在未来的全人类历史。过去现在未来是一线贯下来的。”(李大钊《史学要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史学家所撰写的历史著作正是“有生命的历史”的反映,而这一反映的连续性与丰富性乃是世界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伟大创造。认识了这种历史精神,就会更加认识到我们自身在历史中的位置,进而增强我们的历史责任感。

  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一部中国史,可以说是中国先民自强不息、艰苦卓绝的奋斗史,反映了中国先民的革新进取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象辞》),先民从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这一格言,成为世世代代中国人的精神传统。从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到盘庚迁殷,从“汤武革命”到周公制礼作乐,从春秋时期的铸刑鼎、铸刑书到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变法,从汉武帝的强国之举到汉光武帝和汉明帝的“建武永平之治”,从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措施到隋唐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从唐太宗时的“贞观之治”到王安石变法的坎坷历程,从元、明、清三朝政治体制的变革到清朝末年的维新运动和革命党的兴起等等,这些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都贯穿着自强不息的革新进取精神。

  在自强不息的奋斗中,中国先民从来充满着自信,诚如鲁迅所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作家谱的‘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见《鲁迅全集》第6卷《且介亭杂文》)“中国的脊梁”坚挺着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伟大文明。

  以史为鉴的理性精神。中国历史悠久而又具有连续性,虽有朝代的更迭、分裂局面的出现,但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发展则是基本的趋势。历史上的人们从朝代兴亡、制度得失、社会治乱、人才作用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并逐渐认识到这些经验教训对于现实和未来的重要价值,从而培育起以史为鉴的理性精神。

  这种理性精神,本源于政治实践。早在西周初年,周公就善于运用以史为鉴的思想教育西周的贵族们,告诫他们不要贪图安逸,强调:“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尚书·召诰》)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思想在当时的诗歌中也有所反映,即:“殷鉴不远,有夏后之世。”(《诗经·大雅·荡》)可见其在当时有广泛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家们从社会剧烈变动、政治权力不断再分配的历史中,总结出了一条带有普遍性的历史经验,即“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战国策·赵策一》)这一思想成为后人重视历史经验教训的座右铭。

  把以史为鉴的思想提升到理性精神层面,是秦汉更迭这一重大历史变动对汉初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的启示。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是刘邦受到陆贾的“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的批评和见识的启发,令陆贾总结“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的经验教训,著成《新语》一书。(司马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朝代建立之初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它不仅对汉初政策制定有直接关系,而且对后世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其次是贾谊的《过秦论》对秦朝兴亡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与陆贾《新语》在理论上有相得益彰的作用。《过秦论》从秦孝公时秦国的兴起到秦二世秦朝灭亡,论其兴亡之故,提出:“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异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贾谊《过秦论》,见《史记·秦始皇本纪》)从陆贾提出的“逆取”“顺守”到贾谊概括的“攻守异势”等结论,把以史为鉴的思想上升到理论层面而成为一种理性精神。

  再次是司马迁在《史记》巨著中,以史家之笔反映了这种理性精神,并进一步有所发挥和深化:一则明确地提出考察历史进程的变化,“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二则对以史为鉴提出了辩证的认识,认为:“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司马迁《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这是表明,历史经验可以作为“自镜”,但又不可照搬。至此,自西周以来的以史为鉴思想,已形成为一种理性精神,并贯穿于后来的历史发展中: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吴兢《贞观政要·任贤》),“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册府元龟·国史部·恩奖》),这是唐太宗的史学观,也是他的以史为鉴观。

  ——“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鉴者”入史(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撰成一部编年体巨著,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曰《资治通鉴》”(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这是司马光和宋神宗的史学观,也是他们的以史为鉴观。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史学家王夫之在论及以史为鉴与政治的关系时指出:“治之所资,唯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这是指出人们对待以史为鉴应具有自觉性和真诚之意。他又说:“故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四》),这是指出了对待以史为鉴的辩证认识,即不仅对“得”与“失”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探究“何以亦得”与“何以救失”的可能性。这是王夫之的史学观与以史为鉴观。至此,中国古代以史为鉴的理性精神发展到了高峰。

  思齐内省的自律精神。史学也是人们自我修养的教科书,史学中蕴含着教导人们如何学会做人的人生哲理。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把史学的这个特点和作用作了概括:“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这段话,既说明了史学是人们认识历史的路径,又说明了史书所记载的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对于后人的道德修养、自律精神的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史学的主流是以纪传体史书记历代史事与人物,这些史事和人物都会对后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尤其是那些杰出的历史著作所产生的影响尤为深远。如鲁迅评论《史记》:“固不失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唯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故能如茅坤所言:‘读游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力)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即欲养(好)士’也。”(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见《鲁迅全集》第9卷)这种“思齐”“内省”的自律精神,正是一些历史人物“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史记·太史公自序》)的内在因素,是“以富国安人(民)之术为己任”(《旧唐书·杜佑传》)的思想基础。

  近代以来,史学家对于史学之影响人生道路的认识,提出了更加完整、更加系统的认识。李大钊说:“凡学都所以求真,而历史尤为然”(《史学要论》)。他认为,认识历史愈深刻,愈能开阔人生的视野,愈能认清历史的前途。李大钊进而指出:“吾人浏览史乘,读到英雄豪杰为国家为民族舍身效命以为牺牲的地方,……在历史上留下可歌可泣的悲剧,壮剧。我们后世读史者不觉对之感奋兴起,自然而然的发生一种敬仰心,引起‘有为者亦若是’的情绪,愿为社会先驱的决心亦于是乎油然而起了。这是由史学的研究引出来的舜人亦人感奋兴起的情绪”(《史学要论》)。当今,这种自律精神对于今天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廉政文化,更是必不可少的。

  历史的进程总是不断向人们提出新的启示。1840年以来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中国历史,是中国由危机走向新生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是中国实现前无古人的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我们不仅要传承自古以来的优秀的精神遗产,更应当发扬近现代以来形成的新的精神成果,从传统文化和历史遗产中汲取宝贵经验和前进动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 责任编辑:方乐迪

人参与 条评论

微博关注:

大公网

  • 打印

数码频道

更多
参与互动
关注方式:
打开微信朋友们扫一扫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