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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左翼青年:震荡年代中的立场摇摆

左翼青年——这自然是个便利的称呼,与那些拥抱自由主义(同样是个便利的表达)的年轻人相比,他们的观点显得更为驳杂,而媒体上也缺乏与之相关的独立论述。

 

  左翼青年——这自然是个便利的称呼,与那些拥抱自由主义(同样是个便利的表达)的年轻人相比,他们的观点显得更为驳杂,而媒体上也缺乏与之相关的独立论述。我们试着呈现他们的想法以及想法的由来——在人们以“五毛党”与“带路党”互相羞辱的语境下,我们得检视一下自己是不是丧失了对世界复杂性的认知,以及对一个个鲜活的个体的触感。

  你会发现,无论左右,这些年轻人往往是震荡的产物:对自由主义的好感常来自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反动”,而与自由主义保持距离又常常出于“反动之反动”;他们习惯在一些“民主”、“公正”这样的词语里寻找自我实现感,却也可能不求甚解,他们对整体性的时代风潮颇为敏锐,但基于观念的立场却也容易反复。无论如何,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他们并没有放弃对于价值的追求,他们仍在寻找理解这个世界的钥匙——但如果真的想找到这把钥匙,他们不能忘掉自己的“小学同学”——

  如今的中国并不缺乏“候鸟运动”,年复一年,打工者与中产阶级一起回到他们的故乡,还乡,但并不相逢。“你在校内网上看看那些对骂的小孩,看看他们的资料,都是一样一样的。”当一位受访者聊起青年的左右之争时,他说,“你看不出这拨青年有什么不同,真正有差别的一群,是我们的小学同学,他们是不表达的,不要说表达的兴趣,他们连那个语言都没有建立。”

  不妨这样理解:先是城乡与阶层的分化,产生了一批“自由漂浮”的打工者,然后才是观念的冲突,促成了意识形态的对立。本文描写的,正是这样一群关注着自己“小学同学”的左翼青年。

  

  2000年时,李昆华上了西安的一所大学,学旅游管理。学校不算好,他到处旅行,去北京,去上海,听各种讲座。熟悉当年情形的人也许记得,这类讲座会吸引一些游学的外地客,有些是善于发表长篇大论的民间思想家,有些则是嗷嗷待哺的知识青年。1982年出生的李昆华属于后者,他到处听讲,到处买书,“特别辛苦地思考”,有人给他推荐自由主义学说,他花了一个星期,“不眠不休”读了哈耶克的3本书,做了近万字的读书笔记。

  柳昕比李昆华小3岁,2004年到2008年,他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国际政治专业。“特别右,有点激愤,喜欢他的人和不喜欢他的人一样多。”一位师姐说起当时的柳昕。柳自己则说,当时接触到的材料、表达方式都是偏自由派的,“你在国内感受到的是不自由。”在大三之前,他对纯粹的政治样式很感兴趣,喜欢读哈耶克、以赛亚·伯林这些顶尖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著作,“读完以后觉得自己无限接近真理,在网上和一群人对骂时,甚至觉得已经开始了政治实践。”

  丁博比柳昕又小了一岁。他刚进入江南一所名牌大学读市场营销时,一个师兄告诉他:在大学里,除了考试,什么都是可以“翘”的。不过他说自己大一的时候挺用功,读了不少经济学方面的专业书,包括茅于轼的《优分配原理》,“觉得写得很不错。”学校必选课照例有“毛泽东思想概论”,毛概老师讲完毛泽东,开始讲顾准,继而讲到“文革”。丁博说,当时老师点名问同学,你知道顾准吗?你知道张志新吗?你知道林昭吗?看到学生们大多数都摇头;老师痛心疾首:这课我实在没法上下去了!课堂里还有几位韩国留学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韩国人要上毛概”,丁说),老师又同他们:伊藤博文是被谁杀死的?韩国学生也摇头。老师愈加痛心疾首:连韩国人也这样!

  • 责任编辑:宋代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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