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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1981年《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形成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和全国关注的一件最大的事情。如何评价毛泽东晚年仍然坚持的“文化大革命”,又成为评价毛泽东的焦点。

  中央决定先搞一个简单的文件进行尝试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和全国关注的一件最大的事情。如何评价毛泽东晚年仍然坚持的“文化大革命”,又成为评价毛泽东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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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11届6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语重心长地说:“‘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作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因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对此有暂时放一放的想法。“对于‘文化大革命’,适当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

  另一方面,三中全会为六十一人冤案和彭德怀、陶铸等人平反,提出要处理康生、谢富治的问题,已经揭开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盖子,不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作出一个代表中央的结论,后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就难以顺利进行。如果这个结论作得不好,也会引起思想混乱和党内矛盾纠纷。因此,中央决定先搞一个简单的文件进行尝试。

  1979年6月,中央决定,在10月建国30周年国庆时,由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作一个讲话,对建国以来30年的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一个总结性的评价。时间紧迫,起草任务落在了“党内一支笔”胡乔木肩上。

  邓小平对起草国庆讲话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先后四次找负责人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9月4日,他对胡耀邦等指出:现在的稿子,对毛主席的地位、作用、贡献讲得太弱了。要使人们看了文章以后得出一个总的印象,我们的党和人们现在是在真正搞毛泽东思想,完整准确地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是真正将毛泽东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付之实现;无论如何不能叫人看了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否定了毛泽东。9月12日,他看过再次修改稿后说:“现在这个稿子,对毛主席讲够了,这样很好。”

  9月29日,叶剑英代表中央在国庆3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这个讲话,得到了全党全国的初步认同。同时,由于时间紧迫和党内尚未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这个讲话又只是一个过渡、一个尝试和准备。讲话肯定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的错误没有任何直接点名批评,而是采取了省略主语的办法。讲话虽然通过批判林彪、“四人帮”实际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但还没有在性质和理论上明确否定。

  胡乔木对此作了说明:这是一个庆祝讲话,不是对过去30年作全面总结,那样的总结只能在另外的时间通过另外的会议,经过详细的讨论,作出正式的专门的文件。因此,国庆讲话以后,全党全国希望进一步作出正式历史决议的呼声更高。中央水到渠成地作出了决策。

  10月30日,胡乔木、邓力群在北京西城区前毛家湾1号的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召集有关人员会议传达了邓小平同胡耀邦、姚依林、邓力群的谈话:中央常委研究,准备为明年五中全会、六中全会和后年十二大做准备工作。起草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现在就着手,明年底六中全会讨论通过。邓小平宣布,决议的起草工作在中央常委领导下进行,邓小平主持,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组织实施。胡乔木负责起草工作,邓力群负责组织和交流工作。他还说,有了国庆讲话,历史决议就好写了。以讲话为纲要,考虑具体化、深化。《决议》的起草工作正式拉开帷幕。

  起草小组开始在西城区前毛家湾工作,后来搬到西郊万寿路新六所,一度还去过玉泉山。小组成员有袁木、龚育之、郑必坚、卢之超、郑惠、邵华泽、石仲泉、席宣、卫建林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著名的理论家和党史专家。

  《决议》起草历时20个月,较大的修改共9稿。邓小平在主持过程中,从确定总原则、设计结构到判断是非、修改文字都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共作了13次专门的重要谈话和讲话,其中有9篇已经摘录收入《邓小平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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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责任编辑:宋代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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