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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制度之弊反思:城管小贩都是制度受害者

记者在现场走访了解到,当日,多名小贩在武汉市佳丽广场附近占道摆摊,武汉市城管进行执法,双方发生了冲突。但“小贩诈尸事件”暴露出的问题说明,应对“管贩”矛盾,并不是对城管执法人员严加管理就能解决的。

  对话赵阳:

  “城市洁癖”让城管商贩成“天敌”

  《中国经济周刊》:你个人怎么看《对城管改革的五大建议》引发如此之高的网络关注度?

  赵阳:可能是内容比较实在,将空谈具体化。引起关注是因为与大多数人的观点形成了共鸣,而且有可操作性。比如对小贩,我们一直在讲怎样学习国外的城市管理,就是用立法推进疏导城管工作。但堵疏结合已经提了十几二十年,为何堵也没堵好,疏也没疏好,就是因为从根本上是立法的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你们在执法过程中的压力,主要来自小贩还是上级领导?

  赵阳:两方面都有。来自小贩的困扰有两点,第一,不要以为小贩都是以摆摊为生,有的小贩不一定靠摆摊谋生,我见过开着宝马来摆摊,有小学生为了体验生活摆摊。富人做兼职,有一些人就是为了体验摆摊的乐趣。所以说,小贩是多种多样的,全部都取缔的话,可能也不太合适。第二个困扰是跟小贩的冲突。不管是打伤了小贩还是小贩打伤了城管,都不是成功的执法,都是悲剧。我们城管有一个共识,就是城管与小贩都是制度的受害者。

  领导也会带来压力。我们和小贩之间本身没有矛盾,可能我们城管下班后还会在路摊上买一些东西,前提是不能在工作时间、在所在辖区内认识的小贩那儿购买东西。总的来讲,城管也要在小贩那里消费,我们之间也不是天敌。我们与小贩的矛盾,一是法律职责所在,二是领导的要求,对城管的考核很严,(某些地方)已经到了“城市洁癖”的地步。领导对城管的绩效考核有很大压力,发现一个流动摊点就会对你进行处罚。

  还有一个压力是老百姓对我们的不满。老百姓常常问一个很朴素的问题,现在城市里面空间很紧张,划出很多地方给富人停车,却不划出地方给穷人摆摊?这些问题让我们城管也很难回答。而这些归结到一起就是一个城市规划问题,也不是我们城管能够回答的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在《对城管改革的五大建议》中为何明确市长为第一责任人?

  赵阳:国务院有文件,把城市管理的职责交给了地方人民政府,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城市应该由地方政府负责的,那么市长肯定是第一责任人。一个城市如何管理取决于市长的理念,而不是城管局长的理念。城管部门是地方政府的组成部门,它的理念完全听从于市长或者市委书记。从行政上来讲,市长是负责任的,包括文明城市的建设等,实际上是市长对城管部门提出要求。

  《中国经济周刊》:你近期在网络上提出的一些想法或建议,有没有想过将来自己执法时落实到过程中去?

  赵阳:我写的是我在平常工作中发现的、看到的、思考的、总结的,在很多执法实践中提炼出来。大家一开始也不太懂城管。这么多年,不是落实的过程,而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我希望将探索的结果,提供给更有智慧的人和更高层参考,由他们来制定更好的适合城管发展的理念,再来落实。

  《中国经济周刊》:你从事城管10多年,为什么能坚持如此之久?

  赵阳:这么多年,我自己也不断检讨,也在想自己为何坚持下来。很多人讲,“赵阳你现在在城管系统是一个名人”,但我不觉得自己有多了不起,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城管,我的微博认证就是我的姓名、职务、所在地。我反思的是我这些年做了什么,哪些是对社会有意义的,这个才是值得一提的。这些年来,因为个人的能力、自己的平台等种种原因,所做的确实有限,这也是自己非常不满的地方。

  作为城管,我能做的就两条:第一点,脚踏实地为老百姓做点实事;第二点,用自己的知名度去做一些调查研究。所以,办论坛、写微博、上节目,拼命地去做,一直撑到今天,其实也是在走钢丝。努力去做,哪怕一点点成果,都应该。

  • 责任编辑:辛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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