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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多人致歉文革受害者:有人自揭“家丑”不被理解

一周后,湖南的温庆福、山东的卢嘉善、福建的雷英郎在报纸上分别向“文革”中伤害过的人道歉。这些毫不相识的老人,都曾在“文革”中有过非理性的选择,经历过漫长的岁月后,现在他们又作出了同样的选择——道歉。

  卢嘉善不知道该说什么,他退后两步,对着老师鞠了一躬。

  事隔40多年了,至今还在诸多报纸、网络上大量登载有何意义?

  又过了18年,宋继超把当时没能说出口的话,写进了文字里。2002年,一家报纸举办征文活动,他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下《三支毒箭终生悔》。

  文章最后,他写道:“郭老师,我已经无数次向苍天呼唤:宽恕你这个不肖的弟子吧!今天,我愿再次向老师呼唤:宽恕这个不肖的傻孩子吧!如果真有天堂或来世,我愿永远追随你!”

  这时,郭楷已经去世了8年多。宋继超事后才得知消息,他听说,没有什么学生为老师送行。

  遗憾的是,这篇文章最终也没能发表。“我一直记着这个事。如果那时候发表,我会稍微解脱一点,这次就不会再写了。我想让全国都知道我办过这么卑鄙的事,虽然有那个大环境,但这个事不应该这么做。”

  对于过去的那些事情,温庆福本来已经不想提了。1995年,他给自己贴过大字报的老校长画了两只大寿桃,专门坐车去益阳市,拜托学校传达室的大爷转交。尽管没有得到回复,但他觉得稍微好过点了。几年后,他去美国出差,参观教堂时看到很多教徒在排队忏悔,觉得“忏悔是个很好的事情”。回国后,温庆福买了本圣经,“共产党员本就是无神论者,但是不能排除宗教信仰对个人灵魂的触动”,他曾对媒体这样说。

  这些年来,温庆福喜欢看巴金、胡适、梁漱溟晚年的回忆录,一直想写篇道歉的文章。“‘文革’离现在40多年了,当年的青年变老年了,老年人喜欢回忆、反思。”他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成为一笔财富,送给子女和年轻人。

  他还记得,“文革”时期,一个工宣队员用铁钳把一位老师的牙齿拔了。“当时看客很多,不敢谴责他,我也是。这是不是鲁迅讲的国民性?我也是有,比如带人抓同事,也是不甘落后,跟上潮流,图个好前程。只顾自己不落后,别人受到残酷迫害,这不是自私是什么?”他反省道。

  2009年,温庆福在日记中第一次用文字的形式表达:“我成了迫害张老师一家的帮凶,现在想起来真内疚。”

  “我觉得啊,像我们这种公开的道歉,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自己过不去这个坎,老觉得对不起别人,要不说出来过不去,而且越看到有人公开道歉越过不去。”那位不愿意再具名的老人说。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这样的想法。刘伯勤的道歉广告刊登后,儿子在电子邮件中跟父亲说:“广告费很值啊,你现在是名人了。”后面是一个苦笑的表情符号。有的同学也问他:“你捣鼓这个干吗?”

  在网上看到一时成为焦点的“律师忏悔‘文革’举报母亲致其被枪决”这篇《新京报》报道,张红兵的堂弟无法理解这种自揭“家丑”的行为,他给堂兄发来短信:“我真不知道:事隔40多年了,至今还在诸多报纸、网络上大量登载有何意义?我个人理解:大凡40岁以上人会认为大逆不道,40岁以下人是在听人‘说古书’,更有甚者,会嘲弄我们。”张红兵的妻子也曾对他说:“还讲那些过去的事情干什么?我们今天不是过得很好嘛。”

  可1970年冬天对于张红兵来说就像一个重复的梦魇。那个寒冷的晚上,16岁的他和父亲一起,揭发母亲方忠谋“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的言论。在检举信的最后,当时的少年写道:“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枪毙方忠谋!”

  他至今都清晰地记得,公审大会后,母亲被拖上驶向刑场的解放牌大卡车时,掉下了脚上穿的一只黑色平跟带袢儿皮鞋。

  母亲去世后,张红兵患上了精神抑郁症。粉碎“四人帮”时,他怀疑这是军事政变、资本主义复辟,担心自己会被作为反革命分子抓起来。他不愿意跟人交流,连扣衣服扣子都要想一想,甚至想过自杀。

  直到1979年,张志新的事迹刊登在报纸上,政治形势变了,他才意识到自己错了,开始给母亲写申诉材料。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曾把一家媒体的记者带到母亲坟前,双膝扑跪,在尘土中磕头,“妈妈!我带了记者来,我会把你的故事告诉他们。”

  • 责任编辑:辛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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