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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多人致歉文革受害者:有人自揭“家丑”不被理解

一周后,湖南的温庆福、山东的卢嘉善、福建的雷英郎在报纸上分别向“文革”中伤害过的人道歉。这些毫不相识的老人,都曾在“文革”中有过非理性的选择,经历过漫长的岁月后,现在他们又作出了同样的选择——道歉。

  说出真相的目的就是在公众中对此进行争论、辩驳,以我为戒

  道歉文章发表在《南方周末》后,宋继超觉得这件事终于可以画上句号了。“伤害过人的朋友,让我们道歉、忏悔吧,不只是为了自己心安,还为了能直面子孙、直面历史。”这一次的文章结尾,他不再只是祝老师身体健康、求得老师宽恕。

  宋继超没有机会听到老师的原谅了。不过,温庆福的文章发表一个多星期后,曾被他抄家的同事张琼英的儿子给编辑部发来一封邮件。张琼英已经87岁了,患有老年痴呆症的她看到文章后,只是说了句:“那不怪他。”她还记得抄家时,温庆福曾经“高抬贵手”,没有把搜到的油印传单交上去。

  “温老师,您可以放下这分愧疚了。”张琼英的儿子在邮件中说,“‘文革’突起,泥沙俱下。有人被裹挟,有人被欺骗,有人被煽动,有人却是昧了良心。我们现在再次提起‘文革’,不是因为怨恨,而是为了反思,为了警醒。”

  为买到这份刊登着回信的报纸,温庆福顶着太阳骑自行车跑了3个报摊。他对前来采访的《潇湘晨报》记者说:“终于可以放下了。”

  在微博上,温庆福还转发了一位时评作者对此事的评论:“当事人的宽容,乃至选择性遗忘,并不能成为个体参与作恶者开脱的理由和借口,伤口修复,仍有赖于真诚悔过。一个人的伤口修复是这样,一个民族的创痛修复亦如是。拒绝忏悔和道歉,总是躲躲闪闪的遮掩和回避,对于那些被裹挟的盲从者、个体作恶者,似乎这样就可以‘放下’了,殊不知,由此沉淀下来的不良基因,依然是社会的隐忧。”

  刘伯勤已在5年前获得了同学的谅解。他把曾经的“黑五类”同学请出来一起吃了顿饭,当面道了歉。“我们那时候年龄小,是孩子。那时候大环境不都这样吗?”同学对他说。刘伯勤清醒地告诉采访他的记者:“包括老师、其他人,所有我道过歉的人都这么讲。但这是人家的宽宏大量。”

  并不是所有的道歉都获得了谅解。这些道歉者中,受到质疑最多的是张红兵。在网上,有人说他只有在母亲坟前切腹自杀才能谢罪,有人称他是“时代的投机者”,就连经历过“文革”的同龄人也说他的道歉“难以让人谅解”,因为他触碰了“人性的底线”。

  今年以来,张红兵接受了许多家媒体的采访,但另一些道歉者在公开忏悔之后,谨慎地保持低调。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老人委婉地表示,自己犯的错与张红兵的罪不能混为一谈。“为什么有的打人,有的坚持文斗不搞武斗,还有相当多的‘逍遥派’,对政治不感兴趣,或无声地抵抗?‘文革’期间,是芸芸众生的大展示。每个人的善和恶都暴露出来了。”他说。

  对于这些评价,张红兵的回复是:“看到骂我、要我去死的话我不生气。一是我该骂,二是我主动‘找骂’,说出真相的目的就是在公众中对此进行争论、辩驳,以我为戒。”

  他也承认道歉应当区别对待。“但是,无论罪错大小,关键要看道歉者是否诚实,有没有说出全部真相。我是否诚实地说出了全部真相,我的道歉能不能得到人们的宽恕,不是我说了算,只能让历史来证明。”

  • 责任编辑:辛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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