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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亚东:一位政法官员的非典型仕途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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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亚东(资料图)

  大公网8月16日讯 (记者 方乐迪) 日前,在沸沸扬扬的上海法官嫖娼事件中,作为事件主角的直接主管、上海市高院代院长崔亚东在总结此次事件时,一句“此案给境内外敌对势力提供可乘之机”引起媒体哗然,崔亚东也因此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官员。大公网《官员热档》栏目,梳理崔亚东的从政之路,梳理其在官场的为政风格。

  政法官员非典型仕途路

  出生于1954年的崔亚东,15岁即入伍参军,五年后由军队转业至合肥市公安局。在随后逾30年的时间里,一直打拼于安徽公安系统,并最终成为安徽警界的一把手。2006年11月,崔亚东以“安徽省公安厅厅长”身份调任贵州省委常委,进入副部级官员行列,随后以省委常委身份兼任省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省维稳办主任等职,成为贵州政坛主管政法工作的头角。在贵州任职期间,崔亚东经历了石宗源、栗战书和赵克志三任贵州省委书记,而其中栗战书已进入中共政治局。

  在贵州任职逾7年后,崔亚东于今年4月调任上海,出任上海高院代理院长。

  崔亚东在任贵州公安厅长期间,“贵州打黑第一大案”黎庆洪案引发广泛关注。据律师陈有西披露,贵阳黎庆洪案曾被贵州省高院发回重审,贵阳市中院裁定准许贵阳市检察院撤诉后,此案被退回贵阳市公安局补充侦查。但贵州省公安厅为此成立“7.1专案组”,代行贵阳市公安局的侦查职能,后引起争议。

  离任贵州省公安厅厅长也是崔亚东40多年首度脱警。在与贵州省公安厅同僚话别时,崔亚东曾动情说道,“每每想到自己要离开贵州、离开为之奋斗了40年的公安工作,心里充满深深的眷念,40年的从警经历,是我人生中最刻骨铭心的记忆”。

  4月履新上海高院代院长的崔亚东,在履职不足半年时间内,就碰到了上海法官嫖妓事件。目前看,在经过一系列动作后,该事件造成的负面影响正在被逐渐消化。但是由此案所揭露的法院法官的寻租链条也浮出水面,这亦是摆在崔亚东面前的一道难题和未来的考验。

  曾应对瓮安事件 获中央肯定

  在主政贵州政法系统期间,崔亚东曾应对“瓮安事件”。瓮安事件事发缘由是一名中学女生非正常死亡和当地警方涉嫌不公正暴力执法引起群众的不满,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受到当地群众冲击。瓮安事件最后得以成功地平息,并得到了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肯定。

  在处理瓮安事件中,崔亚东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违法青少年建立了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帮教工作体系,并在瓮安试行未成年人违法及轻罪记录消除制度。这一改革举措,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成功探索,得到了胡锦涛等高层领导的肯定。也开创了内地轻罪记录消除的先例,为新修订的刑诉法规定的“封存制度”提供了典型案例。

  崔亚东在谈到这一制度时表示,个别参与“瓮安事件”的未成年人或多或少受到瓮安当时环境影响,社会、学校、家庭都负有责任。这些未成年人还很小,送到劳教所可能会产生“交叉感染”,记账式的“人生污点”记录也会影响他们将来上学、就业、当兵等成长之路,甚至会让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

  贵州禁毒“阳光工程”亦是崔亚东主政贵州政府系统期间的主要成就。国家禁毒委在《2012中国禁毒报告》对该项目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这项工程的实施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的全面推开。

  崔亚东亦获得继任者——贵州省公安厅厅长孙立成的赞誉,“亚东同志的突出贡献,贵州公安机关不会忘记、全省公安民警不会忘记,党和人民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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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责任编辑:方乐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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