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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研究》:网络反腐存在一定程度的政治风险

网络反腐是指民众将腐败官员的相关材料在网络上发布,引起网民和纪检系统的关注,并进而查处腐败官员的行为。

  第二,要尽快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法律法规带有基础性,要通过法律法规建设,在总体上将网络反腐纳入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反腐新体系。目前中国虽然在互联网领域有基本立法,但大多数关于网络安全和网络侵权方面的规定,到目前为止尚未有网络反腐的专门立法,有关网络反腐的程序制度、网民的权利保护和救济制度、网络舆论的监管制度等方面尚未有任何权威性的规定,网络反腐呈现出一定的无法可依现象,政府往往进退失据,而网民也可能行为失范。在网络举报中,调查处理程序的启动尚无明确规定,网络反腐事件的受理、查处和反馈并无明确的程序规范和期限规定,各地全凭自己的方式办理,地方领导对网络反腐的态度对是否能取得效果有直接影响[28]。此外,在网络反腐中还存在着该向谁索取进一步的举报资料,网络平台是否有义务保存举报资料,应该向谁反馈调查结果等明显问题。针对这种情况,应该及时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一是要明确政府在网络反腐中的权利和义务,规范政府的网络监管行为,尊重和保护好公民的网络反腐权,如建立网络举报法律制度、网络反腐程序制度等;二是要明确网民的权利与义务,明确其网络言行的边界和应遵守的准则,引导和规范网民的网络反腐行为,促使其合法理性地发表言论;三是要明确门户网站等各种社会化网络平台的权利和义务,防止不法网站通过操纵举报信息牟利,同时非法掌握网络反腐主动权。通过这些法律法规建设,使网络反腐能够与现有的反腐机制相衔接,成为新时期反腐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要搞好网络硬件建设,构建官方的网络反腐信息搜集平台。为适应网络科技发展的需要,中国也初步建立了网络举报的网络平台,但与声势浩大的网络反腐比较起来,影响甚微。现有的网络反腐中,举报人的网络举报,大多依托各种门户网站或微博等传输渠道,而较少向纪检部门进行网络反映。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是由当前网络反腐要借助于制造网络热点这一特点决定的,但同时也与纪检部门的反腐平台相对缺乏密切相关。中国虽然也有一定体制内网络反腐渠道,但影响力远远不够,也没能引起广大网民的普遍关注,以至于很多网民将网络反腐直接等同于网上发帖举报。为此,有必要建立起全国联网、安全保密便捷的网络反腐平台。考虑到当前的实际情况,可以宣传鼓励网络举报人在进行网络举报的同时,也到纪检平台上进行反映,且到纪检平台上的举报视为与传统举报具备同等效力的举报,这样吸引网民到纪检平台反映问题,最终过渡到纪检平台成为网络反腐的主要网络平台。此外,还可以发挥网络的时空优势,开通并向社会公布全国统一的反腐信箱,公布远程视频现场举报的方式方法等,畅通反腐的信息渠道。总之,通过网络平台建设,使网络举报成为纪检部门的重要信息源,提高打击腐败官员的针对性。

  第四,要培养精干的网络反腐专员。网络反腐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其手段与方式与既往的反腐有较大区别,新时期的反腐工作也对纪检人员提出了挑战。面对这种情况,需要培养既立场坚定原则分明对政策法规熟悉,同时又精通网络、对网络传播充分了解的新型反腐官员,这类官员需要具备综合的网络处理能力。具体而言,一是掌握网络舆情搜集技术。因为他们需要持续监控网络舆情,搜集来自于论坛、QQ群、SNS社区等各个渠道的相关信息,防止信息被删或篡改,在必要时,通过查询IP地址等方式尽量联系上举报人以进一步了解情况,最终整理反腐线索并输入系统。二是精通网络舆情信息管理。信息搜集上来后,需要统一管理系统里面的腐败线索,并将鱼龙混杂的信息进行必要的加工处理,使之与其他渠道传递来的信息一道,成为纪检部门决策参考的重要依据。三是擅长网络沟通与交流。网络反腐专员需要在各个阶段对网民进行准确恰当的回应,既能满足他们的希望,不至于打击民众的积极性,又能恰到好处保证网络反腐的稳定有序进行。总之,通过精干的网络反腐专员的培养,实现民间反腐与权力反腐的良性结合与互动,共同推动反腐工作的深入开展。

  注释:

  [1]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数据,截至2012年9月底,我国网民数量已达5.5亿人。参见孟蕊:《互联网发展信息与动态》,2012年9月,总第82期。

  [2]《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人民日报》,2008年6月23日。

  [3]《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09年9月28日。

  [4]谭浩:《贺国强考察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络工作》,《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9日。

  [5]《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2010年1月1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

  [6]陈良飞:《广东“廉政风暴”:近40天查处5名高官一年来数十厅官落马》,《东方早报》,2012年12月3日。

  [7]薛刚:《“涉入”与“知情”:集体腐败道路上分离的两点》,《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1期。

  [8]胡鞍钢、过勇:《公务员腐败成本—收益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4期。

  [9][15]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

  [10]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7日。

  [11]竺乾威:《官僚化、去官僚化及其平衡:对西方公共行政改革的一种解读》,《中国行政管理》,2010年第4期。

  [12]张国:《徐州市一区委书记被网友曝光“一夫二妻”》,《中国青年报》,2008年9月1日。

  [13]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35页,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14]李小群:《公民意识与法制国家的构建》,《江淮论坛》,2009年第5期。

  [16]李彪:《网络事件传播阶段及阀值研究——以2010年34个热点网络舆情事件为例》,《国际新闻界》,2011年第10期。

  [17]谭剑、陈晓虎、傅琰:《网络反腐走到“十字路口”:群体极化现象亟须引导》,《半月谈》,2010年第11期。

  [18]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一科学知识的增长》,第50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19]刘汉民:《路径依赖理论研究综述》,《经济学动态》,2003年第6期。

  [20]《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人民日报》,2012年11月20日。

  [21]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社,1989年版。

  [22]Cornelius C. Regier, The Era of the Muckrakers. Chapel Hill, 1932, p. 195.

  [23]张泰苏:《中国人在行政纠纷中为何偏好信访?》,《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3期。

  [24]杨玉华、蔡敏:《网络反腐:喝彩背后的期许》,《浙江日报》,2012年12月15日。

  [25]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8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

  [26]丁香桃:《转型期中国政治信任问题的人学解读》,《求实》,2012年第9期。

  [27]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

  [28]杜治洲、任建明:《我国网络反腐特点与趋势的实证研究》,《河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 责任编辑:辛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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