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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顶层协议”:常委会是最强有力共识构建机制

“顶层协议”,即集体决策,领导拍板。最终的拍板定案大都是在一系列高层会议程序中来实现的,例如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常委会、国务院常务会,都是最强有力的政策整合和共识构建机制。

  近年来,中国政府的决策模式引起海内外学界、政界的广泛关注——

《中国式共识型决策》,王绍光、樊鹏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今年6月份,我与王绍光教授合著的《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一书出版后,引起较好的社会反响,与其说他们对这本书感兴趣,不如说是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大家都十分想了解中国究竟通过何种方式制定重大政策,也很想知道究竟如何描述和概括中国的决策体制。本书的主旨就是要通过解剖“麻雀”(以新医改为个案),以抽丝剥茧的方式梳理、分析这一领域改革政策形成的全过程,从而深度探究中央政府是如何制定重大公共政策的。

  政府决策机制是一个世界性话题。从决策效能的角度来划分当今世界政治体制,中国完全可以进入表现优异的前列

  在今天的世界,与其抽象地追问一个国家是否实行了所谓“民主”或“不民主”的体制,还不如看这个国家究竟有没有能力回应社会不同的甚至是分歧的诉求,究竟能否通过有效的决策机制合理公正地分配社会资源和权力。

  实际上,如果从决策效能的角度来划分当今世界的政治体制,中国完全可以进入表现优异的前列。近年来,中国出台了一大批重量级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这是隐藏在中国发展与崛起背后的重要动力机制。2011年,曾一度高呼“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山对中国的决策机制表现出浓厚兴趣,他曾这样评价:“中国之所以能成功地应对金融危机,是基于她的政治体制能力,能够迅速做出重大的、复杂的决策,并有效地实施决策,至少在经济政策领域是如此。”其实,何止是在经济政策领域,与其他国家比较,中国的决策体制即使在外交、能源、农业、教育、医疗等政策领域,有着同样优异的表现。说中国中央政府的高效决策并非自吹自擂,从当前西方媒体的报道来看,中国大型国企的海外并购、稀土出口政策的调整、对非援助与合作等多方面的重量级有效决策都使西方社会感到震惊。

  其实,人们并不是最近才开始对中国的决策体制感兴趣。长期以来,这个问题一直都被西方政要和学者视作窥测中国政府运作逻辑乃至政权特征和性质的一个重要观察点。但是迄今为止对中国决策过程比较系统和知名的研究,大多是由西方人尤其是美国学者完成的。显然,针对自己的决策体制,我们需要一项从中国视角出发、具有中国话语特点的经验研究。我们意识到新医改决策过程是一次难得的了解中国决策过程的机会,于是从2009年新医改指导意见和实施方案顺利出台后,我们就迅速开展这一项目。在研究中我们发现,中国中央政府重大政策的决策模式已由过去的“个人决策”、“集体决策”转向一种民主化、科学化水平更高的决策模式。最终,我们将中国中央政府重大公共政策的决策模式归纳概括为“共识型决策”。在一些西方国家也实行过所谓“共识型”决策,但中国有其自身更独特的文化基础和体制特征,因此我们称之为“中国式共识型决策”。

  • 责任编辑:辛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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