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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与上海的艰难改革:敢拍板的市长 以敢骂人闻名

 上海社科院前副院长姚锡棠

 

 1988年6月8日,朱镕基在上海西藏中路与北京路交汇处察看自来水管爆裂情况

   权力下放与“要政策”

  朱镕基到来的1988年,财政困难的上海确实迎来了好政策。1988年2月21日,国务院原则批准上海市《关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上海经济向外向型转变的报告》,同意上海市从1988年起实行财政“基数包干,一定五年”的财政管理体制,包干上缴基数为105亿元,全国当时仅有广东和上海享受了“财政包干”的待遇。朱镕基很是兴奋,“一定要把过去吃中央财政的思想转到包干思想。包干后会发生巨大变化,大家尚无体会。区县包干会有很大潜力。只要上面少干预一点,让他包死,他可以大有作为,办法有的是。”如果转变思想观念,“上海就大有希望”。在持续深化的改革中,中央将权力下放到地方,朱镕基对上海的干部一再强调,要转变观念,权力下放。上海市政府的权力下放至区县,1989年底,朱镕基提到各个区县比财政包干指标多收两三千万元,“区县管的事多了,办的事多了,财力也增加了”。

  但是上海干部转变观念的过程,并没有朱镕基期望的那样快。“我现在最头疼的是,我们提出一桩事情,有些同志就说,这件事上海过去不是这么办的,我跟你讲讲过去的历史吧!我就说,我愿意听来龙去脉,但现在需要变革,需要改革。不是说过去不能办的现在都不能办,也不是说什么东西都要改。但总不能一听说这个办法跟过去不太一样,马上就反感、抵触吧。”

  朱镕基在上海的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好像成了对上海人习性的批判,虽然他偶尔也做自我批评,但是一遇到具体问题,对下属“恨铁不成钢”的心态又冒出来了。朱镕基在上海市政务信息工作会议上说道:“很多同志都很爱护我,说我的脾气太大了,批评人家太狠了,往往当着别人的面使人家下不了台,而且今天要撤这个人的职,明天又要撤那个人的职,有没有想过自己将来是怎么样的下场?同志们,我不是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我看到另外一面,就是看到人民群众疾苦的时候,看到我们的事情办得这样慢吞吞,特别是那种不负责任的情况时,我的心里就发急。当然,我这个毛病要改,批评要注意方式,要注意效果,要肯定成绩,多进行个别谈话。但是不公开批评,往往难以使大家吸取教训。所以,我把自己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同志们,我没有别的目的,我只是要为上海人民服务好。”

  • 责任编辑:艾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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