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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与上海的艰难改革:敢拍板的市长 以敢骂人闻名

纺织业曾经雄踞上海支柱产业40年之久。图为1952年上海的呢织女工在操纵织布机

    产业的痛苦转型

  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上海纺织业,实际上已是强弩之末,即将进入大滑坡时期。姚锡棠对本刊说,工业革命就是从纺织业开始的,很多国际大都市曾经都是纺织城,比如伦敦、纽约、东京。但是这种劳动密集行业,一旦失去了人力成本的优势,就会成为大都市的累赘。到了1991年,上海纺织业55万职工,要养28万退休工人,纺织业年税利从43亿元降到13亿元。上海的产业结构,到了必须转型的时期。

  上海对此已有认识。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海制定了“优先发展第三产业、积极调整第二产业、稳定提高第一产业”的“三、二、一”产业发展方针,推动上海产业结构实现战略性调整。在产业布局上,将不符合中心城区发展需要、有污染的工业单位搬迁到郊区,为中心城区发展高层次服务业腾出空间。纺织业便是需要搬迁和转型的“大户”。400多个纺织企业大多分布在中环线以内,所占土地面积有800多万平方米。

  “吃饭的‘饭’字是一个‘食’,加上一个‘反’,50多万纺织工人被端掉了饭碗,却没有引起任何大的波动。”引导这场纺织业悲壮转型的,正是朱镕基的侄子朱匡宇。朱镕基在上海任市长时,朱匡宇时任上海纺织局党委副书记。但是当着堂哥朱经冶夫妇的面,朱镕基对他们的儿子说:“匡宇,我在上海一天,你就不要想升官。”而朱匡宇也极为低调,从基层纺织企业“打铁工”一步步做起来的他,在领导那场50多万纺织工人的下岗转型中,他一直感恩工人们的善良。事后回忆起这个过程,朱匡宇说:“上海纺织业的调整是以一部分职工的牺牲和奉献换来的,在调整成功的今天,我们不能忘记这批工人,他们也是确保上海城市顺利转型的功臣和英雄。”那时候对着下岗再就业的工人们开会时,朱匡宇讲着讲着忍不住哭起来,再也讲不下去,台下也哭成一片。朱匡宇后来说:“我们常常讲,上海纺织实现了多少万人的安全大转移,可是实际上哪有‘安全’可言,都是我们工人把最不安全的那部分默默地吞下去了。”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上海纺织业大调整,主要是朱镕基离开上海之后的事情。但是取代纺织业成为上海支柱性产业的,正是朱镕基狠抓的汽车业。1991年,在纺织业年税利从最高峰的43亿元跌落到13亿元时,只有2.4万人的上海汽车工业,税利一下子突破了14亿元。雄踞上海第一大支柱产业40年之久的纺织业,被新兴的汽车工业所代替。朱镕基在上海汽车的一次誓师大会上发言,恭喜汽车工业终于占领了上海第一大支柱产业的位置,甚至还说:“我就要气气上海纺织!”
朱匡宇说,上海纺织业也慢慢意识到,“我们55万人,如果还是墨守成规,还是要死一起死,要活一起活,不率先去搞再就业工程的话,可能今天还会成为上海城市发展的一个很大制约和瓶颈。以国际化大都市作为奋斗目标的上海,不能容纳一个落后的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无情调整,有情操作”的指导思想下,庞大的纺织业最终顺利转型。

  上海纺织业成功转型后,朱匡宇说,全国不少省市企业来考察,想学习上海经验。但他认为上海的经验比较独特,因为纺织企业占了中环线以内800多万平方米的土地,是“捧着一个金饭碗的‘叫花子’”。从1992年之后的15年中,这800万平方米的土地被置换了500万平方米。“讲到底,上海纺织的调整成本是从全市其他国有企业的超额利润中流过来的。这是一个国有土地变现的过程。”

  上海的土地批租制度,正是在朱镕基担任上海市长之后,大力推动发展起来的。朱镕基意识到,只有把土地盘活,才能大大缓解财政不足造成的投资瓶颈,那些被转移出来的老产业也有了发展的资本。土地批租也成为持续的生财之道。1988年,虹桥开发区第26号地块1.29万平方米50年土地使用权成功出让,成为国内第一块由外国投资者通过市场方式得到使用权的地。2805万美元的地价引起了海内外很大的关注,在1988年8月会见香港仲量行董事梁振英时,朱镕基说到自己在土地批租方面的打算:“我看总的战略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把已经花了钱的开发区尽快完善,搞土地批租,积累经验,形成市场;第二步,把成功的经验在浦东开发中推广应用。我们要纠正一种观点,认为什么用地都可以批租。其实不是所有的地都能卖高价的,如工业用地还会赔。因此,浦东开发主要靠土地批租的提法,是不正确的。当前要先利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外国政府的贷款搞基础设施建设,为建设‘新上海’创造有利条件。”

  1983年7月16日傍晚,公交公司派出数辆公交车送地处漕河泾开发区的上海感光胶片一厂职工回家。

  财政依旧困难

  虽然有了中央给上海的财政包干,上海也在千方百计利用外资,但是上海的财政仍旧吃紧。时任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的龚浩成告诉本刊,他记得1988年的最后一天,上海市财政局局长找他来“求救”。财政局长说,今年上海的地方财政出现了1个亿的赤字,但是当时不允许地方财政有赤字,没法对外公布。局长想来想去,他曾给一个对口单位拨款了1亿元,可是如果收回这个钱,又怕企业遇到困难。于是希望龚浩成所在的人民银行给这家企业提供1亿元贷款,这样政府就可以把拨款收回了。

  朱镕基在1989年12月《关于上海金融业发展和开放问题》时也说到当时的困难:“上海不同于其他地方,不采取一点深化改革的措施,怎么搞得下去啊!我现在是一天一天感到捉襟见肘啊!这两年,政府的亏损补贴直线上升,去年增加9亿多元,今年增加13.7亿元,搞不下去了。今年承包基数都完不成,明年会非常困难。”

  当朱镕基瞄准机会向中央汇报工作时,把上海的困难说得十分沉重。朱镕基说,上海的财政滑坡成为兄弟省市的一个“笑话”,兄弟省市说,我们要学习上海的经验就是财政滑坡,意思是财政一滑坡,中央就来支持了。“但是说老实话,谁愿意滑坡呢?用财政滑坡来争取中央支持,谁愿意干这件事情?滑坡是客观的趋势。”

  一方面财政收不上来,一方面要产业转型、改善城市面貌,财政的支出却在加大。朱镕基说,在财政不理想的时候,“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建设还能不能搞得下去?……如果我们还想要黄浦江大桥,还想要地铁,还想要合流污水治理工程,就得砍楼堂馆所,特别是砍宾馆项目,否则搞不下去。……我们已专门抽调一批得力的干部,成立了一个市重大工程建设办公室,集中力气抓一批必保的项目,包括彩色显像管、冷轧薄板、30万吨乙烯等调整产业结构的重大项目,把全市的资金、财力、物力和施工力量首先集中在这些项目上。”

  虽然带领着上海奋力确保财政收入,抓产业转型、企业改革,可是上海的困难并非短期内能够解决。1990年4月向姚依林汇报工作时,朱镕基直言:“我是过了60岁的人了……刚来上海工作的时候,我的劲头是很大。经过这两年多的磨炼,我深深体会到上海现在像是一个进入了晚年的老头,老态龙钟,精疲力竭。我不是强调困难,而是如实反映情况。我这两年来没有在这里偷懒,一直在喊这个,抓那个,拼命地搞,但的确有困难。不是说你批评了,施加压力了,严格要求了,就能改变,而是确有历史的原因,客观的困难,形成了这么一种状况。”这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上海是以加工业为主,负担很重,竞争能力很差,而中央要背它又背不起。能源、原材料根据价格改革的原则不断地提价,而上海的加工工业产品不能够相应地提价,形成了财政滑坡。”

  • 责任编辑:艾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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