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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识分子”如何沦为今天的“公知”?

有人问,世界末日真的来临,你们觉得知识分子应不应该上诺亚方舟?多数人都认为不应该。为什么?多数人说没想过,但有一个学生回答:我们现在全部的知识,一个U盘就够了,干嘛还要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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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三年有何不凡

  隐藏在转折性的1992年身后,1993年常被一笔带过。这一年,将军王震在广州过世;邓小平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工作做得是好的,是可以信任的;两岸促成第一次“汪辜会谈”;北京首次申奥,两票之差失利;“银河号”事件激起了民众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市场经济开始大步前进,许多人忙着下海,也有人冀望经济自由带来更多社会自由。

  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书斋里重新抬起头来,发现自己一夜之间被边缘化了,“在80年代,由于社会的变革集中于意识形态领域,知识分子一直处于公众视线的中心,但在1992年之后,在强烈的市场经济冲击下,社会迅速‘除魅’,远离意识形态。”

  学者许纪霖记得,当时上海滩的一位知识分子就讲,别总想着启蒙别人的生活,那些需要被启蒙的人才是真正懂得生活的人。“我能说什么呢?只有苦笑。人的生活,总还是要有些精神性的吧?”

  启蒙已死?神圣使命终结了?终极理想失去了意义?那些感受到危机的知识分子从上海开始,以北京的《读书》杂志为主要阵地,发起了一场人文精神大讨论。无论那场讨论后来的走向如何,至少,那是中国知识分子重新面对公众、试图重建公共性的开始。

  这一年,世界仍然在“历史的终结”声中震荡,捷克和斯洛伐克正式分家。在这之前,美国作家菲利普 罗斯重返布拉格,去探望他的老朋友伊凡 克里玛,此时布拉格已是一座自由的城市。罗斯回忆起1970年代他穿越铁幕访问捷克的情形,“我用一句话来比较捷克作家和我们美国作家的处境:在那儿什么也不许做,但每件事都很要紧,在这儿什么都可以做,但什么都无关紧要。”

  “intellectual”(知识分子)一词最早出现于19世纪晚期的法国。1894年,犹太裔法国陆军上尉德雷福斯被指控出卖情报给德国,军事法庭裁定其叛国罪名成立,德雷福斯被流放海外。事后证明此事为误判,军事法庭却因德雷福斯的犹太人身份拒绝改判,国民议会也拒绝主持公道。在此背景下,著名作家左拉于1898年1月13日在《曙光报》发表署名文章《我控诉!》,次日,在同一家报纸上,一批作家与教育界人士著文支持左拉的行动——德裔美籍社会学家刘易斯 科塞(Lewis Coser)在《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中说,这些为德雷福斯辩护的人,他们绝非来自一个同质的群体——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分道扬镳,各奔前程,而此时他们团结战斗,这是一种良心政治,他们以人类普遍观念和共同理想的名义反对当权者。“‘知识分子’一词现今的含义,无论褒贬,都来自‘德雷福斯事件’。”

  这以后,知识分子“介入”行动出现主动性、集体性的趋势,一直持续到1944年-1973年的“光辉三十年”,而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就是萨特。在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 西里奈利(Jean-Fran ois Sirinelli)看来,知识分子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首先是“文化的创造者和媒介”,因此,知识分子可以是记者、作家、教师和学者,也包括部分大学生;另一个条件是“介入”,直接介入和间接介入。直接介入有两种情形:成为事件当事人,或者充当“见证”,通过公共领域和意识状态内部的争辩,将焦点社会问题反映出来或梳理清楚。间接介入指在知识界发挥影响,对一个时代的重大意识形态问题的定位起决定性作用,进而成为当时流行的文化氛围的一个因素。

  与“知识分子”相关的另一个词语intelligentsia(知识阶层)则出现于1860年代的俄国。俄裔英籍思想家以赛亚 伯林(Isaiah Berlin)在名作《俄国思想家》中写道:“请想象一群在尼古拉一世僵化体制下生活,……而且以不假思索的热情,急取西方传来的观念,并且筹谋定计要将之付诸实践的年轻人……自知孤处于一个荒凉世界,往上,是敌意而武断无道的政府,往下,是受压迫、无言而完全不解事的群众。他们自视为一种自觉的军队,高举理性与科学、自由、改善生活的大旗。”

  “法、俄知识分子有共通的东西,”南京大学教授景凯旋说,“关注社会、关心现实,基本上是批判性的。”据他考证,intelligentsia一词出现后,被译作各种语言,传入日本并译成日文汉字“知识阶级”(或“智识阶级”),中国在新文化运动后期开始使用“知识阶级”一词,与1917年俄国革命的影响有关,“其阶层特征、良知意识及民粹色彩确与19世纪俄国知识者相类似,而与代表全社会一般价值观的‘传统知识人’(士或读书人)有别。此后,知识界对此的认识,可说一是沿着民粹主义道路发展,一是沿着社会良知角色发展。”

  “知识分子”没有出现在最早完成现代化的英国,颇耐人寻味。一种解释是,英国的进步路径是经验累积式的。学者萧功秦在《当代中国的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一文中说,“凡是中产阶级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如英美,观念性知识分子并不多……各种不同利益集团都有自己的代表,在美国,从事公益事业、为社会伸张正义的人,一般都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观念人’,而是被称为‘专业人士’的人群。”不过也不尽然,景凯旋就认为,观念型知识分子和一个大时代的思潮有关,通常出现在社会面临巨大危机之时。

  • 责任编辑:辛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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