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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识分子”如何沦为今天的“公知”?

有人问,世界末日真的来临,你们觉得知识分子应不应该上诺亚方舟?多数人都认为不应该。为什么?多数人说没想过,但有一个学生回答:我们现在全部的知识,一个U盘就够了,干嘛还要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永远是一个自我理解、自我想象的角色。”许纪霖说。传统知识分子的自我理解通常是独立、超越于一切社会利益和集团之上的,正如为德雷福斯拍案而起的左拉们,“一方面,以‘正义’和‘真理’这样大写的崇高的事业为名义,”西里奈利写道,“另一方面,知识分子自认为……能够也应该对建立在有争议的材料的基础上的案卷进行表态”。

  社会学家卡尔 曼海姆(KarlMannheim)则从社会结构这一外在因素解释了传统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近代以后,知识分子从“上流社会”中解放出来,发展成为或多或少与其他阶层相分离的阶层,以及从所有社会阶级中得到补充,导致了自由的智力和文化生活的惊人繁荣。关于知识分子的这一特点,曼海姆用了一个著名的表述:相对自由的漂浮(relatively free-floating)。

  自认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台湾政论家南方朔也有类似表达:“评论……一定要立足土地之上,然后漂浮于土地之上。”和台湾各大新闻频道里的“名嘴”不同,南方朔讲话不大有气势,甚至偶尔结巴,但反应很快:“在西方,最有名的知识分子都是写文章出身的,他们可以办杂志维生,不必依靠体制活下来。知识分子要开拓自己的活路,经济不独立,你就不可能(对体制)批判得太过分,张俊宏(台湾知识分子,1970年代起从政参与党外运动)以前为了维持经济独立,最后去卖牛肉面。”

  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狱中札记》里把知识分子分为“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区别在于后者并不认为自己超脱于社会利益集团,而是与阶级、阶层存在着有机的联系。作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葛兰西把“有机知识分子”视作某一阶级(通常是被压迫的底层民众、工人阶级)的代言人,他们的任务,借用马克思的一句话: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重要的是改变世界。

  许纪霖说,有机知识分子通常都会表现出民粹主义的倾向,“但一谈到具体的民众,他们又表现出极端的不信任,认为他们无法代表自己。”但这或许是“理念人”普遍存在的问题:谈人类,却不喜欢身边的人群;反对专制,却对日常生活中的民主问题不感兴趣。

  1919年2月,李大钊在《晨报》发表《青年与乡村》,多次使用“知识阶级”一词,针对当时知识阶级的青年不愿回到田园,主张向俄国青年学习,到农村去动员民众,“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不过,在传统知识分子(或者用更熟悉的称谓:自由知识分子)胡适看来,这是对俄国民粹派主张的挪用,“‘到民间去’四个字现在又快变成一句好听的高调了。俄国‘到民间去’的运动,乃是到民间去为平民尽力,并不是到民间去运动他们出来给我们摇旗呐喊。”

  到1930年代,中国陷入党争,知识分子纷纷“有机化”,进而“政治化”,及至1949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中断,成为现代汉语词典里“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无论是intellectual还是intelligentsia所具有的批判性、反思性、公共关怀的内核,通通被掏空。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可以看到这种工具化定义的影响——当年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发起者之一王晓明曾说起他的一个年轻同事上课时的经历:

  • 责任编辑:辛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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