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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观察:中共官场的批评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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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至25日,习近平参加并指导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

  大公网9月28日(记者 方乐迪)近日,习近平在河北用了四个半天时间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的民主生活会。此次与习近平共赴河北的还有中组部部长赵乐际、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用如此长的时间参加一个省级常委会的民主生活会,这在中共历史上是一种创举。

  河北的头炮打得响,足够成功,于官于民也都有吸睛的作用。介绍河北民主生活会的新闻相继登上了央视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两大名牌栏目,进而,各省级党委也开始学习河北的民主生活会的经验,主流的党报党刊也以社论或评论形式为这一运动造势。此活动在全国推广与竞相跟进必将成为一种趋势。这也是继群众路线之后,又一项从中共前辈汲取经验的产物。无论是民主生活会还是批评与自我批评都是来源于中共在毛泽东时期的历史经验。

  这次河北省委常委们鲜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也让人勾起了对于中共往事的回忆,比如几代人都是耳熟能详的毛泽东名篇《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在文章中称,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毛泽东强调,“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

  中共史上第一次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正是在延安整风时期。是次中共推广模式与60多年前在延安的推广亦有异曲同工之妙。先有试点,后全党贯彻执行。

  1942年春夏之际,毛泽东作出决定,命令所有参加整风的干部必须写出具有自我批判性质的反省笔记,并且建立起抽阅干部反省笔记的制度。这一制度得到了与毛泽东关系密切的康生的支持。该年4月18日,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军委直属机关联合举行的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上重申必须“运用文件反省自己”,并具体指导写反省笔记的方法:“内容要多写自己阅读(文件)后的心得,自己的反省”。康生还首次宣布:“学习委员会有权临时调阅每个同志的笔记”。

  今次习近平选择由河北开始同样具有一定的政治意涵。河北属拱卫京畿的重点,其前任省委书记张庆黎已经升任副国级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同时,河北也是习近平的政坛始发地,是栗战书等中央大员的政治诞出地。此外,河北还是习近平选择的常委联系点。

  虽然时代在变迁,但是梳理延安整风运动时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与当下也有相同之处。譬如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针对此类问题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已经“穿越”了时空与时代的阻隔,可见这类问题有多么根深蒂固。

  当然也有不同之处,在延安整风期间,诸多干部的自我批评也有一定的程式。有干部在批评自己的同时,还要曲笔夸夸自己的功绩,当然更多的类型是在批评自己的同时,夸赞毛泽东。

  譬如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的老部下曹怀里。他在自己的文章中除了批评自己的四大缺点外还这样写道,“(毛泽东的著作)告诉了我们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这些著作,是完全从客观的现实出发,而又向客观实际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

  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一些延安的知识分子也抛下脸面对自己大加批判,甚至与自我决裂。譬如时任中央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室主任的王思华。他写道,“我在大学和在外国留学时,所学和研究的,……所学的是外国的,自己在大学里教的,自然也只能是这些外国的。这样做,不但省劲,而且受学生的欢迎。因为在一般的大学生中,有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题无兴趣,他们一心向往的……学生的这种反常心理,先生这种投机取巧的态度,普遍的存在于中国大学生,这种轮回教育,不知害了多少青年!它是害了青年时代的我,而我又拿来害青年!”

  不过,是次以河北为原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还是有时代特点,譬如省委常委的奢靡之风与享乐主义,其内容都是有时代特征。这和共产党由革命党到长期执政的执政党的身份变化有关。是次在河北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亦是不负众望,进行的较为有质量。即便他们心中有顾虑,官员们还是敢于拉下脸子说话。省委常委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是颇具针对性的,大多结合自己部门的特点,纪委书记抱怨省长听报告耐烦;统战部长指出省委书记不重视统战等等。

  而除了这些之外,做特权车、超配车辆以及砸钱办晚会等早已被民间知晓的家丑,这些也被省委常委们亲口说出。由此可见,这种批评还是下了很大觉心,有很大诚意的。

  此外,相比当年以报章或者文章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同,这次河北的省委常委可以算是敞开天窗说亮话了——常委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电视新闻的形式面向了全国的观众。这一让围观者可以一窥党内生活的生动场面。

  批评与自我批评曾在多个中共的重要历史节点扮演过重要作用。除了上述的延安整风运动,还有一次值得提及的便是在大跃进之后。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县(包括重要厂矿)五级领导干部7118人。会上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初步总结了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这次会议史称为“七千人大会”。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动揽责,“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一个负责的应是我”。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邓小平以及彭真等干部也对毛泽东做出了一定程度地批评。

  那么在古代有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呢?严格意义上是没有的,如果牵强附会地说也还是有类似的。譬如罪己诏、异论相搅、台谏与政府的对抗和清议,罪己诏是皇帝独享的自我批评模式,这一模式在帝国遭遇灾难或者重大事件时会开启。不过作为皇帝自己肯定不会下手太重、敷衍了事的多,动真情的少。

  中国古代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远没有当下这么纯粹。多数的批评背后都包藏着古代政治官僚们斗争的祸心。以批评开始,以政治倾轧结束是不少古代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特征。往往由批评引发了震动朝野的政治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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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责任编辑:赵毅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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