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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三中全会看“壮士断腕”决心

由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新领导层已经启动半年有余。 中国经济政策的总指挥、李克强于9月11日在辽宁省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会议的演说中表示要“统筹推动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

  时代之子

  勤学英语已成李克强的习惯。有报道说,即使工作之后,他会像学生一样,带着“随身听”苦学外语。专攻美国自然文学研究、在首都经贸大学任教的妻子程虹,也会给他以专业指点,纠正他的发音。李克强与妻女团聚时,一家三口有时会进行英语对话,其乐融融。

  1978年春天,北大77级政法专业新生何勤华向邻座同学打听,哪个是李克强。

  翻看花名册,他发现这位名叫李克强的新生与他经历类似,也是1955年出生,知青,当过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

  “我就是李克强。”邻座的男生说。

  1米76,身材匀称,肤色较黑,浓眉大眼,鼻直口宽,头发有点卷,耳朵也有福相。话不多,但很有分析力,非常精辟——后来担任华东政法大学校长的何勤华为当年的李克强画像。

  1977年冬天那场高考,如破冰,如井喷,全国570万青年,在紧急调用印刷《毛选》的纸张印成的试卷上,写下了改变命运的急切渴望。

  当时,李克强在凤阳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插队已近4年。在明太祖朱元璋的故乡,由于水土不服,他一度全身皮肤溃烂,但照样坚持田间劳动,用印有“为人民服务”的挎包装着干粮和咸菜下地干活儿。

  时任大队青年团书记的曹德寿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李克强每天从田间归来,都会点起煤油灯自学从合肥带来的书籍。他也尝试着把知识用于实践,带领农民科学种田,还经常拉上村里年轻人一起看书读报,办剧团、文艺宣传队。

  后来回忆当年那场考试,李克强说,那是“一个时代的转折点”。“当时的我多数时间是和乡亲们一起为生存而忙碌,几不敢有奢望。在生存欲和求知欲的交织驱动下,我还是在第一志愿栏里填下了本省一所师范学院的名字——据说在师范院校读书是不必付饭钱的。”只是他第二志愿的北大,却因优先招生将他揽入门下。

  那个年代的北大,思潮奔突,热气腾腾。学生们围在收音机旁,收听刘心武的小说《爱情的故事》;骑着自行车,到八一湖开诗歌朗诵会,到美术馆看展览;中文系的陈建功把自己写的小说贴出来供围观,持续了半年;因中国男排“逆袭”韩国队,北大学生举行了那次著名的游行,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句至今仍激动亿万中国人的口号。

  一个被时代选中的幸运者,如何能清醒地先人一步?

  北大“政法专业”即后来的法律系,在当时还是保密性的,学生经过严格政审,分高学优,根正苗红,来自基层的党员干部特别多,年龄差距很大,从18岁到31岁不等。多数人是“误打误撞”被“调剂”而来,相互之间的思想碰撞和知识交流格外密集。

  “人治的办法已经走到了尽头。人们对法制的愿望更加迫切、更加坚决了,中国的局面由人治渐入法制,现在是个转折点。”就在李克强他们82人入学的同时,1978年2月,学者梁漱溟在全国政协直属小组会议上批评当时的宪法是一纸空文。

  1979年,第一部刑法颁布,打砸抢罪、“反革命罪”仍然在列。那时,法律教材封皮上都有“绝密”字样。在1981年之前,所谓的刑法案例还是福尔摩斯探案选。李克强同窗回忆,当时法学著作很少,同学们大多阅读文学、历史、政治著作,马恩的一些著作不止通读一两遍。

  北大的教学相对宽松自由,不拘一格。李克强的同学、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教授王绍光,曾在婚姻法期末考试时写一篇小说作答,竟然分数不低。

  22岁走进北大校门,李克强充满了对新兴观念的渴求,以及对市场经济等方面的好奇。

  法律系教师杨敦先至今清晰地记得,李克强经常思考立法和国家政制的互动。

  同学陶景洲说,李克强虽然读的是法律系,但很早就对经济问题兴趣浓厚。“那时国门初开,同学中,应该说李克强是最早关注经济问题的。”

  1979年,有门“国际商法”课程,几个同学跑到北京崇文门,去荣毅仁创办不久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实习,其中就有李克强;后来上“海商法”课程,李克强等人又去天津新港实地考察。“他可能认为学习经济法必须要懂经济,所以在图书馆借了不少经济和经济法的英文原著。”

  • 责任编辑:单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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