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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正澄清自贸区“无北京领导揭牌”:一切仪式从简

2013年11月5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办公中心,接受了多家国内新闻媒体的集体采访。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委会主任艾宝俊陪同,共同解释了自贸区负面清单等相关问题。

  我们的改革创新,必须可推广、可复制

  有的办一个企业,以前从审批到登记注册需要很长时间,现在自贸试验区内需要的时间很短,这样的效率就是制度的红利。

  记者:怎么评估自贸区的试验是否成功呢?以前我们可以根据招商引资的量、根据GDP或者税收,现在如何评估呢?

  韩正:形成一整套符合法治化、国际化、市场化要求的投资和监管模式,就是一种成功。不用老的法律,按照新的规章制度都能管好了,这是一种成功。过去靠审批,现在不审批,企业活力强了、社会活力强了、管理更到位了,这是一种成功。我们会有一些评估指标,但不会是GDP、税收等老的数据指标,要从制度层面去看成果。

  记者:自贸试验区建设全球关注。如何实现推动整个国家进一步改革开放、以开放倒逼改革这样的使命。自贸试验区下一步着力的方向是什么?另外,自贸试验区重点是制度创新,但从企业注册情况来看,大家对税收多少抱有希望,如果没有优惠政策的话,那制度的红利又体现在哪些方面?

  韩正:制度红利就体现在制度创新上!比如,海关稍微进行了一些改革,自贸试验区内的企业物流成本就降低了一成,有的比一成更多,这比税收优惠的利益更大。再比如,有的办一个企业,以前从审批到登记注册需要很长时间,现在自贸试验区内需要的时间很短,这样的效率就是制度的红利。这样的制度红利,有的看得见、有的看不见,潜力很大。有远见的企业家都会注重制度的问题,当然可能也有一部分比较在乎税收,但税制是国家统一的,今后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税制,我们在自贸试验区不能做。还是这句话,我们的改革创新,必须可推广、可复制。以前由于审批的流程,一些企业的经营决策和执行预期不太稳定,我们要努力让企业家们有稳定的预期,真正体现市场配置资源、以企业为市场主体。

  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没有参照物

  这些都试清楚了以后,如果继续在上海一个地方试就没有意义了,必须跨区域去试,形成跨区域的放大效应。

  记者:外界评价上海设立自贸试验区是替全国在制度创新方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螃蟹虽然好吃,但第一个吃,方法不明确。您觉得上海在探索创新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在哪里?与此同时,我们提出在制度创新方面要大胆,而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要务实谨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怎么把握?

  韩正:这个问题,请艾宝俊同志先说说。

  艾宝俊:制度设计,不像税收优惠那么简单,但是如果制度设计得好,那带来的效应将是巨大的。比如,自贸试验区一线放开后,物流仓单来了就直接入区,时间大大缩短,成本降10%以上,这是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呢,以前任何企业对外投资,比如要在国外参股或收购一个公司,能不能出去先要到各个部门去审批,同不同意你出去,完全由审批方来答复,至少需要二到三个月,现在自贸试验区内,企业“走出去”的制度重新安排了,企业走出去只需备案,只要是在列表范畴内,就没有管制了。因此,企业对很多事情是可预期的,很稳定的预期。

  关于第一个“吃螃蟹”的问题,坦率地说,确实有很多制度探索,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如何下手,需要研究、需要比对、需要已有的经验、需要自己的探索实践,比如负面清单。来自全国的许多专家一起帮助我们研究,对全球许多已有监管体系进行比对。有些发达国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也曾实行审批制,他们都有这样的转型过程,也曾遇到很多问题,我们总结他们的实践经验,结合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再进行修改提炼,不断完善我们的方案。

  韩正:这就是之前一个问题里讲的,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没有参照物,即使有国际先进经验可以借鉴,也必须符合中国国情,因此不能照搬。在监管模式上,我们的标杆是国际上公认的先进的、效率高的模式,但必须符合我们的国情实际。

  艾宝俊:我们的制度设计,要符合国情,要为国家战略作出贡献,有许多事情要做,任务很重。今年我们安排了98项改革措施,目前已经开始着手改革的扩充内容,比如竞争中立的问题,即促进各种所有制市场主体开展公平竞争的改革措施等。虽然难度大,但是我们有信心,一步一步在推进。

  韩正:这可以结合刚才解放日报提到的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全市面上如何借鉴的问题,就是这样的原则:涉及国家法律制度的事情,一切听国家的;不涉及国家法律制度的事情,全市面上就要借鉴,浦东新区就可以马上借鉴起来。

  记者:现在面上的改革,全国都在加快。我们一直讲“率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的率先效应是否会削弱?比如“营改增”扩围就非常之快。这对我们接下去的改革是否提出了新的要求?

  韩正:这是好事情!现在的改革,都涉及制度安排、制度创新,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创新的成果推广得越快,越有利于新的局面,越有利于制度充分发挥作用。比如“营改增”,在上海试点之后,我们就能知道哪些行业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不同企业是减税了还是增负了,就知道税率要进行怎样的设计,才能够简化抵扣流程,方便企业计算。这些都试清楚了以后,如果继续在上海一个地方试就没有意义了,必须跨区域去试,形成跨区域的放大效应,这样抵扣链才能够延长,从而在更大范围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因此,现在的制度创新,国家推广得越快,意义越重大,越有利于制度红利的显现。制度创新和设定特殊政策的改革完全不是一回事,制度创新,是意义更为重大的改革。上海承担着这样的光荣任务。

  记者:请您展望一下自贸试验区未来两到三年的景象,会对上海经济转型乃至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发挥哪些作用?另外,在平衡风险可控和开拓创新上,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上作了哪些考虑?

  韩正: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目标,通过两到三年的努力,在自贸试验区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跨境投资贸易的新制度体系、管理体制和监管模式。如果要展望的话,用这句话可以概括。

  任何改革创新都可能存在风险,风险不可怕,关键是风险要可控。风险控制得越好,改革创新才有更大空间。因此,我们在制度安排和推进改革各项措施的全过程,都以风险可控为前提,始终使风险控制与推进制度创新同步衔接,使风险始终处于可控状态,绝对不能出现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        

  • 责任编辑:宋代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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