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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后代10年探索中国三农:世上最好的人就是农民

  杨团:寻找中国的三农“解药”

  综合农协试点,在杨团看来,“实质上是一场不亚于当年小岗村的、新形势下重大的农村改革”,它涉及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结构的调整,牵涉很多涉农部门的实际利益,与现行的行政体制和机制都会产生冲突,但杨团觉得,非如此,不能实现中国三农的现代化,为了这个目标,这个“红二代”已经探索了10年

  本刊记者/刘炎迅

  2013年10月的最后几天,64岁的杨团简直忙得不可开交。刚从大巴山考察回来,就参加《综合农协:中国“三农”改革突破口》的新书发布会,之后又赶到山西永济,参与农协成员的培训。

  一件草绿色的毛衣,枣红色的西装外套,几乎毫无修饰的短发,以及充满激情、抑扬顿挫的演讲,使杨团看起来十分像革命时期的女干部,甚至她所关注的问题,也与过去那个时代类似——农民、农村。

  “在人地冲突和城乡二元体制、社会化小农村社制长期存在的中国,小农户的出路不能只是变成城市居民,必须找到一条能够让起码占人口30%至40%的专业和兼业小农户能可持续生存并且得到发展的道路。”

  为了这个目标,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的杨团,已经探索了近10年。她认为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就是综合农协,这“实质上是一场不亚于当年小岗村的、新形势下重大的农村改革”,涉及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结构的调整,农村生产模式的改变,也牵涉到很多涉农部门的实际利益。但她认为,非如此,不能够推动中国农村向多元、稳定和可持续方向发展。

  在很多人看来,作为一名“红二代”,杨团其实不必选择这条辛苦的道路,她却乐此不疲。“以实现社会公义为志向。”她在微博中这样直抒胸臆。

  “世上最好的人就是农民”

  杨团的父亲是杨述,母亲则是著名作家韦君宜。两人都是抗日战争前的老共产党员。

  1949年杨团出生时,杨述和韦君宜刚好都在参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筹备工作,因此为女儿取名“杨团”,意为“团的孩子”,期望她能“永葆共青团的热诚和奉献精神”。

  文革时期,杨述被打倒,杨团受牵连,处处受到歧视,在食堂吃饭,被人往饭碗里吐口水;去延安串联,学校特地在她的介绍信上标明“非红卫兵”。

  然而,杨团说,她一路遇到的农民,却完全没有对她抱有任何偏见,采取任何歧视行动,反而和善真诚地接待她。那时还不到20岁的杨团感到,“世上最好的人就是农民”。

  1969年,杨团被分配到云南陇川农场。不像其他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杨团对在农场的工作很感兴趣,并且十分用心。比如喂猪,她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讲喂猪要做发酵青饲料,就自己去打猪草,做发酵青饲料。当时不知道有些植物的汁液会使皮肤发痒,弄得双手双脚奇痒无比;她不满足于按照传统方式种田,跑到科技站去找技术员,“我想做水稻良种试验,请给予指导”。

  2009年,她故地重游,又遇到那位技术员,对方居然还记得她,因为她是这里的知青中,唯一找农技站要求做农业科技试验的人。

  但杨团之后的生活轨迹渐渐远离了农村。她通过招工回了城,又考上了大学,毕业后从教、出国、入仕……直到1980年代末,她因故被暂停工作,恰好当时中国社科院正在北京郊区做农村调查,朋友们邀她去参加,“顺便散散心”。

  再次回到乡村的杨团,闻着清新的泥土气息,和农民们闲聊,突然感到非常安心。她发现,“我最失意的时候,总能在农村找到慰藉。”

  然而,当她不再需要从农村获得慰藉后,农村似乎也没有再得到更多的关注。直到2002年,当时已调到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杨团,再次跟随团队去农村做社会问题研究,目的地恰好正是文革时期杨团串联时曾去过的延安地区。

  杨团吃惊了——过了将近40年,那里居然没怎么变:农民们还住着窑洞或土坯房,农民的意识也还处在40年前,他们所接受的公共服务也依然原始。

  这与杨团所知道的信息形成极大的反差,也引发了她的思考:国家不断加大支持三农的政策力度,年投入总额逐年提升,但为什么收效并不显著?无论从人均收入,到公共服务,城乡差距都在进一步扩大,原因究竟在哪里?

  这些疑问,引导她开始了一段长达十年的乡村实验。

  • 责任编辑:宋代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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