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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鲁:被赞扬只是因为我父亲 我们想要一个正常社会

我做的本来就是一个正常人应做的事情,放在正常人身上可能得不到什么赞扬,我一做就得到赞扬,并不是因为我怎么好,是因为我的父亲。1985年,陈小鲁从英国回国,任北京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学会副秘书长。

陈小鲁

  2011年1月20日,新四军重建军部70周年纪念集会在江苏盐城举行。新四军“将二代”在父辈青铜雕像前合影。左二为陈小鲁。

  原标题:陈小鲁:不能忘记辉煌,也不能忘记黑暗

  陈小鲁的中国梦:一个人人坚持独立人格、独立思考的社会

  中国走向平等,应该保护人的权益,我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按照我的想法来,就要坚持我的独立人格、独立思想。

  我们这么小的公司,还要接待这领导那领导。土地要批,物价问题也要批。这些东西在国外都是很少见的。我们想要一个正常的社会。

  我做的本来就是一个正常人应做的事情,放在正常人身上可能得不到什么赞扬,我一做就得到赞扬,并不是因为我怎么好,是因为我的父亲。

  陈小鲁的家在东城区一处巷子的深处,初冬的北京尚未换上萧瑟。胡同之外,是如织的游客、拥挤的小吃摊,还有印满了毛主席像与雷锋画像的流行T恤;而在胡同尽头,青砖铁门的旧宅里,摆满了木雕、绘画与书籍,67岁的陈小鲁在其中回忆着往昔:“很多迷雾仍要解开。”

  他是陈毅之子。许多年来,作为背负父辈盛名的“红二代”,陈小鲁始终远离喧嚣。如今他却主动站在了历史的聚光灯前:2013年10月,他组织了一场同学会,并公开向“文革”中被批斗的老师致歉。

  67岁的陈小鲁总会想起父亲告诉他的两句话:一句是“别有优越感”,另一句是“一将功成万骨枯”。

  “我父亲有很大的功劳,但他认为这些都是战士拿鲜血堆出来的。”陈小鲁将其视为告诫,“‘文革’也一样,不反思,那些血就白流了。”

  昔日八中那个年轻的学生领袖,如今已近古稀之年了。镜头前,陈小鲁陷入往昔回忆:“很多时候,我随波逐流。但我还是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没有随风倒。这是我聊以自慰的。”

  “文革”时,反思就开始了

  南方周末:今年,你带头为“文革”批斗老师的行为公开道歉。你是否曾想过,为什么当时一群孩子要如此凶狠地打他们的老师?

  陈小鲁:1966年我们在学校,突然间团组织没有了,老师没有了,校领导没有了,父母没工夫管你了。你被放在一个绝对自由的环境里,可以随心所欲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可以成为一个战斗的人,可以成为一个红卫兵,可以随意批判校领导,你对什么不满意,写稿子送到印刷厂免费帮你印。

  我们年轻人崇拜毛主席,响应毛主席号召。谁是阶级斗争对象?老师和校领导。学生和老师、校长之间一般就有矛盾,矛盾激化后,我们得到宣泄的机会,没人管,可以随便批。“文化大革命”就是从北京先搞起来的。北京八中、女附中、四中……利用青年的热情,第一波冲击是中学,第二波在大学,然后慢慢扩散。

  南方周末:你什么时候开始思考“文革”?

  陈小鲁:《人民日报》之前的社论说:“文斗才能触及灵魂,武斗只能触及皮肤”,但是后来我们八中的书记自杀了。受虐待,忍受不了自杀的。他死了之后,脖子拴着线,吊在那里。我们把他火化了,还要在全校讲这是自绝于人民。这个事儿让我思考,中国话怎么说?人命关天。

  南方周末:这个思考带来什么转变吗?

  陈小鲁:我们后来成立西城纠察队,就是不满意当时红卫兵的暴力行为,要制止教育。你想想新中国成立64年以来,什么时候允许老百姓自己成立组织?我们实际只是个纠察内部的组织,不是造反的。一开始,是到北京车站负责维护秩序。后来跟造反派发生冲突,变成了运动的泛滥,结果就是天下大乱。再后来,总理把我送到部队去了,隔离起来,保护监督。

  南方周末:作为红二代,你被保护起来了。

  陈小鲁:总理这个安排是非常巧妙和智慧的,大家都满意。我在部队可以发展提干,对父亲和我,都是最好的一种选择。到了39军后,我也没改名字,大家很快就知道了。很快我就成了沈阳军区最年轻的团职干部。

  但是,形势很快又变了:1975年兴起了批邓、反右倾翻案风运动,我所在的团又是军区“学习小靳庄”的典型,而小靳庄是江青抓的点。我是政治部主任,要主管“批邓”和“学小靳庄”。一个青年干部,你不做也不行,违心的话必须得说。

  “文化大革命”我们全情投入,我从一个冲动的造反学生,到一个自觉的革命战士,真是为了革命、国家。但到批邓的时候,我们已经是成年人了。我给岳父写了信:“道不同,不与为谋”,申请了调动。我不会因为名利或者迷信毛主席而跟风批邓——这表明我的一个转折,这是我“文化革命”中最大的收获。

  • 责任编辑:宋代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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