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朝新/文
元宵节一过，年就过完了。这几天，不断有官场上的朋友告诉我，往年过年很累，几乎没时间陪家人，今年是“走上领导岗位以来过得最清净、自由、家人最满意的一个年”。
当官过年累，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个中缘由，恐怕与官员们过年要收送礼、频繁上下“走动”搞关系有关。
因为关注官场，收集官员贪腐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的法律文书成为一个业余爱好。手头，有三名原县委书记贪污受贿被起诉和被判刑的法律文书。很巧，其中两名受贿县委书记都是在春节期间大量收受贿赂。
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赣州市检察院出具的法律文书显示，原江西省于都县县委书记胡健勇有50多次受贿行为发生在“春节前的一天”。
在检察院里的起诉书里，多名行贿者承认，是以拜年的名义给胡健勇送的钱。“2010年春节期间，县财政局局长肖雪峰陪同原于都县常务副县长刘建英到胡健勇新余家中，刘建英将肖雪峰准备好的3万元人民币送给了胡健勇。”
根据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书，原渑池县委书记仝孟蛟向办案机关供述，也在春节前收受贿赂20余次。判决书称，该县南村乡党委书记曾向仝孟蛟提出想解决个副县级，仝孟蛟供述：“我答复他有机会可以考虑。2008年、2009年春节前， 他送给我人民币共计4万元。”
过年，难免人情往来，这让一些官员们自以为、误以为过年收礼送礼合情合理。两案，恰好暴露出官场上部分官员利用过年行贿有利于自己仕途的上级的潜规则。
这么当官，当然很累，钱累身体累，心更累。送礼者要把握送钱送礼的时机，平日里不年不节，冒失送礼，上级领导可能会警惕，不敢随意收。过年的时候以拜年的名义送礼，就显得名正言顺多了，送者送得自然，收者收得心安理得。
送礼累，躲避送礼也累。官场上，偶尔也有不愿收礼收钱的人。有一个相熟的官场朋友，曾在湖北一个偏远的县当县委书记，每到过年都要想法设法避开一些想拜年送礼的下属。
他曾告诉我，为了避免下属找他拜年送礼，一到春节他就暂停日常用的手机号码，换上一个临时号码，“临时号码，只有县委办主任和秘书知道。”
当地的团委副书记小万，曾任他秘书。小万说，有一年春节前收到书记的短信，内容是为防止春节期间有人找他送礼暂停原来的手机号码，使用一个别人不知道的新号，并嘱咐他“不要告诉任何人，春节愉快”。3分钟后，小万再次收到该书记的短信嘱咐：不要告诉任何人，切记。
为防止“拜早年”，春节前书记甚至要求小万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陪着办公，让想送礼的人没机会。
2012年的春节前，一名局长在书记办公室呆了一会后离开，小万送对方走。该局长小声说，“小万，我跟书记再单独汇报点工作，你别进来了。”说完，就再次进入书记办公室并关上了门。小万没理会，推门跟了进去。气氛有点尴尬，局长只好告辞。
小万说，过年期间很多人向他打听县委书记的号码和家庭住址，因为书记有嘱咐，他全部拒绝。
尽管这位书记各种躲闪，还是会有官员会打听到了他家的大概位置。他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有一年春节，他陪妻子和孩子下楼散步，在楼下看到了一名乡镇干部。“估计是来找我拜年的，但不知道我家的具体位置，所以守在那里。我连忙转身，怕他看到我，最后让夫人和孩子去逛，我回家躲了起来。”
官员过年的另一个政治意义，在于他们通常会利用这个机会盘点一下自己的政治资源，盘点后希望能盘活这些资源更好地发挥各自可资利用的价值。
中国人，特别讲究衣锦还乡，过年则是衣锦还乡的高潮。当下，又是一个价值观多元的时代。在外经商成功、当官顺利甚至唱歌出名了，回乡都会受到优待，老家的官员们都要抽个时间找个机会接见一下，以示对这些成功知名人士的重视。跟送礼一样，过年成为这两个群体名正言顺纠集在一起的借口。
对地方官员而言，本地籍贯的成功知名人士和在外地做官的人，都是他为官的资源。在当下这种GDP仍是最大政绩的大环境里，可能帮助地方官完成一定额度的招商引资任务的企业家，是最受地方官重视的。异地为官者，说不定哪天就是自己的上级或同事，还可能帮助自己协调一些官场内部的事物、打探一些消息，这也是对地方官很重要的一个群体。
另一个在地方做市委书记的官场朋友告诉我，以前每年过年都要被安排陪两种人：第一种是上级领导，第二种是在外为官的本地人和在外的商界、文化界等领域的知名人士。
说来说去，官员们过去觉得过年累，无非是因为要搞关系，送礼收礼是搞关系，接见陪同衣锦还乡者也是搞关系。这种性质的搞关系，充斥着利益交换，难免有虚情假意。试想，春节时书记们若是跟年少时的暗恋对象或初恋情人聚会，一起回顾当年的青春年少，他还会觉得累吗?
累归累，但显然有一些官员累并快乐着，乐于迎来送往。不过，今年各种治官的禁令高悬，不少官员没累着，快乐自然也少了不少。
新年里，惯常的是祝人新春快乐，我要打破这个惯例，真心祝那些靠在迎来送往中获得快乐的官员的快乐再少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