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褚朝新
最近两年，因为被贴上“时政记者”的标签，养成了收集与落马官员有关的起诉书和判决书的习惯。
看多了，难免会从中发现一些规律。比如送礼行贿的时间、地点等等，均有诸多讲究。
从时间看，节日成为送礼行贿的最佳时机。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赣州市检察院出具的法律文书显示，原江西省于都县县委书记胡健勇有50多次受贿行为发生在春节左右。
在检察院的起诉书里，多名行贿者承认是以拜年的名义给胡健勇送的钱。“2010年春节期间，县财政局局长肖雪峰陪同原于都县常务副县长刘建英到胡健勇新余家中，刘建英将肖雪峰准备好的3万元人民币送给了胡健勇。”
根据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书，原渑池县委书记仝孟蛟向办案机关供述，也在春节前收受贿赂20余次。
送礼者要把握送钱送礼的时机，平日里不年不节，冒失送礼，上级领导可能会警惕，不敢随意收。过年送，就不一样了。中国人过年一直有相互上门拜年的传统，既然要上门，自然不能空着手。过年的时候以拜年的名义送礼，显得名正言顺，送者送得自然，收者收得心安理得。
久而久之，一些官员误以为过年收礼送礼合情合理。在一些贪腐官员受审的时候，辩护词里经常有这样的申辩：春节收的钱，是正常人情往来，不能算受贿。
公诉机关不免要追问：既然是正常人情往来，你的下属给你送了几万，你为什么不回送几万？贪官当场语塞。
除了过年，端午、中秋等传统假日也是官员们送礼行贿的好时机。我搜集的判决书里，这几个节日也是排名靠前的行贿时间点。
领导生病了，近些年也成为一些官员送礼行贿的机会。一个曾当过县委书记的朋友告诉我，一个地方领导生病的消息一旦传出，下属们会纷纷上门看望。跟过年拜年一样，看望病人送点礼金，也容易被大家接受。2011年，他曾到省城住过一次院，手下的干部纷纷找秘书打听医院的名字。他严令秘书保密，禁止下属探视。
这些年，治官的禁令越来越多，民众对官员的监督也因为网络的兴起变得门槛很低。摆生日宴、乔迁宴、儿女结婚这类传统的送礼行贿节点，越来越容易暴露变得很危险，想捞钱的官员越来越不敢通过上述形式敛财，节假日、生病住院，则成为送礼行贿的热门时间节点。
在哪里收礼更安全？我收集的贪官判决书显示，官员们受贿的地点主要集中在自己的家里和办公室。如今，安装一个摄像头轻而易举，谨慎一点的官员不太敢在自己陌生的环境里公然收受贿赂，自己家里和办公室则相对安全得多。
什么时候送、送多少，也是行贿者们要反复掂量的事情。官员给上级送礼行贿的动机，无非是图利。一些地方官场的惯例是，先得权力而后得红利。因此，买官是官员行贿的主要目的。
买官，自然不能小气。仝孟蛟的判决书里记载，该县南村乡党委书记曾向仝孟蛟提出想解决个副县级，仝孟蛟供述：“我答复他有机会可以考虑。2008年、2009年春节前，他送给我人民币共计4万元。”
4万元想买个副县级干部？做梦。果然，该书记后来交代，“在县委向三门峡市推荐提拔副县级干部时，我找过仝书记，仝书记当时答应考虑，但没弄成。”
跟这位乡书记比起来，该县原财政局局长张栓军就大方多了。仝供述，“我当县委书记以后，张栓军多次提出希望解决个副县级，我答复张栓军可以考虑。”为此，张给仝送了人民币30万元。
当下是个价值多元化的年代，官员们的兴趣爱好也越来越广泛。性贿赂，也越来越成为一种潮流。在网络上，很容易看到各级纪委通报一些官员生活腐化或与多名异性长期保持不正当性关系。其中，不少是性贿赂。
揣摩领导的喜好，然后投其所好，是官场行贿送礼者必须掌握的基本功。金条、名表、名酒、名包、名牌服装、古玩字画等，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官员们送礼的礼单里。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记载，仝孟蛟除了收受近800万现金外，还有5幅价值96万元的字画。
近些年，用美金、港币、欧元行贿也极为时髦。在我所见的受贿官员的法律文书里，几乎无一例外都收受有美金。
最近，听说因为反腐正是高潮，最新的行贿方式是送藏獒。《南方都市报》报道，“往公检法系统送钱，名贵的礼品往往送不进去，可是藏獒就可以；搞工程，走关系，送藏獒，往往一路绿灯……那些人什么没见过，什么没玩过，可是藏獒可以吸引他们。”
正是应了那句话：不怕领导爱好多，就怕领导没爱好。中国官场的送礼门道，数不胜数。以上，只不过是其中的点滴。
当下中央反腐决心空前、力度也空前，2013年出台治官禁令十多条，但愿能管住官员们乱伸的手。当然，治贪腐不能光靠纪委，应该让更多民众参与进来。只有处处都是监督者和曝光台，贪官们才会越来越胆小，才可能想贪而不敢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