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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民族主义研究中的新困惑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开创了民族主义研究的新范式,《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试图论证民族主义这一18世纪末被创造出来的人造物其实是复杂的历史力量中萃炼出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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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安德森在讲座现场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现代性话语,历来歧义众多。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开创了民族主义研究的新范式,《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试图论证民族主义这一18世纪末被创造出来的人造物其实是复杂的历史力量中萃炼出来的结果,而在创造出来之后即变得"模式化",与形形色色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相结合,被这些力量吸纳;并试图说明,民族主义又为何能引发人们深沉的情感。此书1983年出版之后引起了众多回应和争议,在这个过程中,安德森教授的研究也由印尼扩展到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理论和方法上也一直在回应批评和研究实践中发生改变。这些研究力图打破所谓"东南亚研究"的僵硬框架,呈现形形色色的殖民主义更为宽广的比较框架,在东南亚的架构内进行形式的比较;意在展现国家研究、严格意义上的区域研究和"理论"间的关联,以及它们在我们这段同质、空洞的时间中的集体嵌入。

  本次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高等研究所讲座以"民族主义研究中的新困惑"为主题,分为两讲。第一讲总的讨论民族主义研究中面临的一些新的困惑;第二讲讨论泰国华人移民的状况及其认同上的悖论。

  汪晖

  首先欢迎也谢谢大家参加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的人文与社会系列讲座,很抱歉没想到这么多人,下次争取换更大场所,非常抱歉,也很高兴。大家知道人文与社会讲座已经做了很多年、也有很多次活动。安德森教授的弟弟perry anderson也到清华做过讲座。安德森教授一家人与中国有很深的关联,他本人于1936年出生于中国昆明,他的父亲在辛亥革命以后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居住了30多年,所以安德森教授的童年是在战争时期的中国度过的,离开中国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珍珠港事件前3个月,也就是1941年8月,他们回到英国。40年代初到现在,安德森先生还是第一次来到中国。他早年的一些经验,后来在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后来到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在康奈尔大学教书,成为国际研究尤其是印度尼西亚研究的权威学者,是历史、国际研究领域的教授。

  我想不需要我做太多介绍,只是简要介绍:大约在80年代初期,安德森教授著作《想象的共同体》出版,标志着民族主义研究的一个新阶段,无论是赞成、反对、阐释,这本书成为了民族主义研究中引证、讨论最多的一本著作,至今仍被广泛讨论,已经成为民族主义研究的经典。安德森先生本人不是很愿意总是去讨论30年前的这本书,但我个人所见,不管是什么场合和话题,总是会有人问起这本书的内容。安德森先生研究的出发点是东南亚研究,很著名的是他在印度尼西亚所做的研究。但我们知道由于1970年代时他的文章得罪了当时的苏哈托政权,很漫长的时间不被允许进入印尼,现在当然又能了。他的早期研究比较当代,后来因为他不能进入印尼,他的研究进入比较广阔的历史社会研究,对历史文献的研究,包括菲律宾等地。《比较的幽灵》这本书已经由译林出版社出版了,大家可参看。过去这几年他每年仍有一半时间住在泰国,研究泰国的问题。

  第一讲会对民族主义研究做一个综合的回应,围绕他的著作有很多讨论,第一讲就“民族主义的困惑”这个问题讲演。

  讲演用英语,最后我们(用中文)做一个总结式的介绍,不打断思路,讲完后和大家互动提问。

  安德森

  能在这里讲座是我的荣幸,感谢汪晖,他以前在其他方面也对我有帮助。太奇妙了,从来没想过今天能在这里见到这么多人,看着就像在泰国人们说的所谓“红衫军”(人文与社会译注:在第二讲中安德森教授将指出,红衫军的支持者主要在泰国北方,北京恰是个北方城市)。很好。

  今天,我要和大家谈两个长期困扰我的、关于民族主义的困惑。


  第一个困惑是一个非常简单、却没有简单答案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认为自己的国家是好的?你可能想到很多足以给出反例的事实,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总是对自己的国家有某种的信念,这种信念从何而来。


  这个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是,这是一种有点滑稽的信念。因为它包含了一个口号,在欧洲很普遍,亚洲可能说法不同,一般在英文中的表达形式是:(这是)我的国家,无论对还是错(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

  这意味着,这就是我的国家,无论它是对或错。从这里你会立即意识到,这与世界主要宗教的区别非常大,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宗教都声称:我们是对的,从来不错。信徒们也接受这点:宗教一定是善的、正确的,只有人才会犯错。滑稽之处在于,观察民族主义和宗教的关系时,你会立即注意到民族主义中一个重要的侧面,那就是:国家不下地狱也不上天堂。它处于历史之中,是完全历史性的,我们不知道它最终下场如何。不过这也意味着,如果你对国家做了坏事或是好事,也不会因此下地狱或上天堂。很逗的是,对于坏人的惩罚,以及对于好人的奖赏是非常简单的,既不是地狱千年的煎熬,也不是天堂永恒的生命--这是不会发生的。

  在讨论到国家领袖--包括某些非常坏的家伙时,人们往往持有一种相似的观念。在美国,你可以问周围的人,你们觉得亚拉伯罕·林肯是在天堂还是地狱?我不是美国人,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会让人彻底迷惑,会说“不不,不是这样。”当你追问--他在哪里?答案或许是:“他就在附近,他在这儿。”如果去印度,问起甘地在哪儿,答案也差不多:甘地还在我们周围,他没有下地狱,也没有上天堂。可能对于中国的领导人,人们也会给出类似回答。国家的情况是一样的,国家既也不下地狱也不上天堂:国家存在条件是生存于历史中,而地狱和天堂在历史之外。

  很逗的是,当你仔细观察这些,你会发现,在最发达的国家--就是说那些想象自己很发达的国家,也就是说一大批国家,人们对很明显的一个事实感到不自在。那就是,这种对国家的信念很像那种最简单、最古老的宗教形式:泛灵论。如果有一个泛灵论者,他的叔叔两周前去世了,但他会觉得他的灵魂还在这附近。如果你问:哦,那他难道没去地狱吗?他会回答:你啥意思,要说他在地狱,那你也给我滚下地狱去吧!(笑)


  当然,这只是一种想象的对话。这里主要展现下这种提问和回复的方式。这也通过一种奇特的方式展现了祖先的重要性,对于一个好的穆斯林、基督徒或是佛教徒来说,这种东西是不必要的。


  这里提一下,从来没有一种关于民族主义的哲学。19世纪的许多伟大哲学家讨论了许多主题,但从未涉及民族主义,原因是太困难,也太复杂了。


  我们下面要谈一谈和民族主义相关的第二个问题,它是一种情感性的关联。尽管我现在不再经常体会到这种感觉,但我认为,这种情感对于理解民族主义是至关重要的。我可以给你们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对我而言非常羞耻,但正因为如此我才记住了它。过去我母亲常带着我一道去市场。我的父亲去世了,因此,我需要帮助母亲拎购物袋,我们俩很亲密。我的母亲总是会和店家还价,而且她很认真:"不不不,这块肉不新鲜;这鱼闻着太腥;这些蔬菜可能放在这里2周了......"她会说一堆废话,只是为了砍价。而我,一个九岁的男孩实在是为此感到羞耻,恨不得钻到墙缝中,或者逃跑。当时我就觉得,我的母亲怎么能够这样做?店里实际上还有很多像我母亲一样的妇女在讨价还价。但我不在意她们,我只在意我的母亲。假设我的母亲带六岁时的我出席聚会,而我却尿裤了,那她一定也会非常羞耻。


  羞耻感最关键之处在于,你无法驱除它。因为在你和让你感到耻辱的人之间,存在一种无法割断的联系,这是一种非常紧密的个人情感。这是我在越南战争期间发现的。在越战期间,我曾非常积极地参与抗议和游行。我惊讶地看到有许多示威者是老年人,六十多岁等等都有。我问过他们为何来参加示威,回答给我留下很深印象:我不能再忍受下去了,我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这么耻辱。看看这场糟糕的战争,它毫无用处,不知所谓,上百万的人被杀了。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这个政府为何要对我们说谎?我必须做些什么。 这个回答让我震惊,他表现出了非常真实的羞耻感。他没有用"负疚感"(guilty)这个词,他们说的是"羞耻(shame)"。我认为这或许可以被称为是对民族主义哲学的强调,这是一种泛灵论的哲学。也就是说它是一种真正人性的联系,你必须在此,带着情感,虽然它毫无用处。宗教(泛灵论)和“我的国家,无论对错”两者的联系显示了民族感情和羞耻的可能性存在着(当然不是原始丛林中了)。

  • 责任编辑:宋代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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