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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官员死得不明不白

之所以不说“自杀的官员”越来越多,是因为2009年一个研究官员心里健康的朋友曾告诉我,以他对某个直辖市官员群体的的研究,当地过去自杀的官员也不少,只不过那时候信息发布、传播的渠道有限,大家不知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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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褚朝新

  这几年,“官员自杀”的新闻越来越多。

  之所以不说“自杀的官员”越来越多,是因为2009年一个研究官员心理健康的朋友曾告诉我,以他对某个直辖市官员群体的的研究,当地过去自杀的官员也不少,只不过那时候信息发布、传播的渠道有限,大家不知道而已。现在网络发达,鼠标一点全球都知道了,所以感官上给人一种“自杀官员”增多的假象。

  不过,我倒是相信最近两年自杀的官员越来越多了。反腐力度、自上而下的治官条例带来的基层官员压力,较之过去都有明显增加,官员自杀越来越多应是个现实。

  刚刚发生的“自杀”新闻,是国家信访总局副局长徐业安。有消息说,他在办公室自缢身亡,“自杀前情绪不太好”。

  2013年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有54起,其中被官方认定为自杀的有23人。“生前抑郁而自杀”,是一些意外死亡官员的上级、同僚常用的官方说法。有媒体统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教研室主任竹立家不太相信这一说法,“官员一自杀,要么解释说工作压力大,要么说患有抑郁症,但老这么说,百姓会怀疑。”

  但是,中国人向来觉得死者为大,虽然有些人死得不明不白,但人既然死了,就不再追究或深究生前的种种不是。所以,官场上有一种说法:在反腐遇到窝案时,其中一个关键人物或自觉或听人劝“丢车保帅”选择畏罪自杀,保了身后人,家人会得到关照。官场这种“丢车保帅”的策略,也常常在国外影片有类似的情节,大概不是中国独有。

  以公开的案例看,自杀的官员多数选择在办公场所结束自己的生命。这,难免会让人觉得自杀者自杀的原因大概与工作有关。

  中国人向来忌讳有死亡发生的场所。比如一间房屋若发生过非正常死亡,会被定性为凶宅。在一个熟人社区里,有过人自杀的房屋甚至难以出租。所以,有时候自杀者可能出于对家人的保护,虽然自杀原因与工作无关,也可能选择在办公室或办公场所里自杀,不希望给自己家人的居所蒙上阴影。

  我直接了解过的官员自杀案例有三起,事发后同事、家人、其上级官员往往都是异口同声,“最近没有异常”。其中两起,至今是谜。

  第一起,是原湖北洪湖市新闻科长陆华君。早上上班不久,他在市委办公楼内坠楼身亡,当地官方坚称与工作无关,至今是谜。第二起是原湖北红安县县委书记熊良霄,去武汉开会途中在座驾内割腕。事发后,当地宣传官员十分肯定地告诉我是车祸,没两天又承认是割腕,原因至今不详。熊自杀未遂,但从此从官场消失。第三起,是原四川汶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冯翔之死,信息相对公开,地震后他被破格提拔为副部长,仕途刚上新台阶,但地震致其多名家人遇难。

  巧的是,两起死因成谜的所谓自杀,均发生在办公场所。

  自杀的官员中,肯定有因对工作不满而选择在办公室抗议性自杀的。只不过,官方不会承认,即便其留下遗书,最先获得者也是当地官方,不会对外发布,甚至不会提供给家属。所以此类事件,官方一般遮遮掩掩,含糊其辞,最后给家属一大笔安慰费了事。

  能给家人留下一点抚恤金,或许也是少数官员选择在办公场所自杀的一个原因。不管一个官员生前怎么样,临死能想着给家人谋得最后一份利益,也算人之常情。

  还有一些官员,死在一些特殊的场合。比如前不久传出死讯的原重庆“打黑英雄”、警官周渝,死在一家宾馆房间里。原重庆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乌小青,死在看守所里。对两人的死亡,当地官方都定性为自杀。

  官员“自杀”的方式,则以上吊自缢和坠楼为主,冯翔、周渝、徐业安据称都是自缢,陆华君坠楼,2月底自杀的广东博罗县地税局副书记吴某是留下遗书跳楼,熊良霄那种在公车内割腕的,十分罕见。

  最罕见的,是湖北公安县纪委纪检监察一室主任谢业新,被发现死在自己的办公室。当地官方发布消息称,经尸检,谢身上共有11处刀伤,其中脖颈处有4处刀伤,胸部至腹部有4处刀伤,,左手手腕2刀,右手腕1刀。当地政府官方消息称,“经公安机关的缜密调查,谢业新系自杀身亡”。

  杂文家刘洪波曾感叹,“官员自杀正在变得不稀奇,但几乎已成惯例的是,官员自杀几乎总是变成神秘和敏感的事情,公众常常不能得到“何以至此”的解答。这不正常吧!”

  确实,譬如“自杀”11刀而死的事情,亘古罕见,而原因永远是谜。不知道,有多少官员死得不明不白。

  2014年4月11日

  (本文为大公网独家稿件,未经许可不可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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