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褚朝新
在北京参加两会报道的时候，一名地级市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打来电话说，当地政法委书记由市委副书记兼任了，他觉得这种构架“不太合理”，让他很烦恼。
这位纪委书记，曾担任过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因此对这两个岗位各自的权力大小和分工差异，有十分清晰的认识和把握。可是，他当政法委书记的时候，并不兼任市委副书记，担任纪委书记后，当地政法委书记却由副书记兼任了。
“副书记兼任政法委书记后，公检法都归他管，排名又在纪委书记前面，纪委办案一旦涉及公检法，就不好协调了。”他说。
这位纪委书记希望我呼吁呼吁，在不增加领导职数的前提下，应该让纪委书记兼任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也可以由副书记兼任，但仍应排在纪委书记之后，这样才有利于纪委放开手脚开展工作。
他的这个想法是否有道理，我不好判断。但副书记兼任政法委书记的现象，时下较为普遍，并非个例。最近引起大家关注的是此类现象，是嘉兴市委副书记胡海峰，兼任了市政法委书记。
事实上，早在2012年年初，中国就有6个省是由省委副书记兼任省政法委书记。当年，仅广东就有6个地市级是市委副书记兼任政法委书记。地级市里，市委副书记兼任政法委书记的，不胜枚举。
有媒体当时断言，“党委副书记兼任政法委书记渐成规模”。过去十多年，处在经济转型期的中国，矛盾突出，维稳在一些地方成为较为突出的工作重点。被赋予维稳职能的政法机关的地位，因此就会被强化。所以，党委副书记兼任政法委书记，在中国官场极为常见。
3月25日，江苏无锡宣布市委副书记蒋洪亮兼任政法委书记。这一次，舆论的热情远不及前几天胡海峰兼任政法委书记时那么高。
诸多猜测，无一可确认。可以肯定的是，市委副书记兼任政法委书记，个人权力得到了强化。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各地的副书记都在3名或3名以上。2007年左右，中央开始精简副书记职数，逐渐形成一个党委书记、第一副书记兼政府行政首长、一个专职副书记的结构。在这种构架下，副书记实际的权力并不大。可副书记一旦兼任政法委书记，手中的权力就大不一样了。
或许有人会注意到，中央政法委书记不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是削权，可是各地方的政法委书记却又由副书记兼任，这又是加权。这是怎么啦?
这其实不难理解，中国官方的维稳压力，主要在基层不在中央，中央政法机关权力过大，对执政团体总体作用不大反倒可能会出一些“幺蛾子”，而基层政法机关当下对维稳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因此，强化基层的政法权力符合当下的维稳逻辑。
这种逻辑，很强大。当下，各级纪委纷纷增设案件室、加派办案人手，十八届中纪委三次全会还明确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此外，各级纪委还退出了一些协调机构，以集中精力反腐办案。纪委的重要性和在党内的地位，最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但中国当下并没有出现大批纪委书记由副书记兼任的人事局面。
在纪委受到如此重视的当下，一些地方仍把政法委书记置于更突出的位置。这，或多或少证明，在一些地方党群关系依然紧张、干群矛盾依然突出，以致一些地方官觉得来自维稳的压力更大。
需要厘清的是，现实中不是突出的干群矛盾导致了腐败高发，而是高发的腐败导致了干群矛盾大，从而让地方政府面临了巨大的维稳压力。只有控制住了腐败蔓延的势头，维稳压力才会真正缓解。
有些地方，显然颠倒了因果、弄错了原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