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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曼玲:治一治反腐“后遗症”

近日,广东省委常委、纪委书记黄先耀发表署名文章提出,要把坚决惩治腐败和营造改革环境结合起来,切实解决好因循守旧、不思改革,怕负责任、不敢改革,应付差事、不真改革等问题。

黄先耀  资料图片

  大公网特约评论员 郑曼玲

  近日,广东省委常委、纪委书记黄先耀发表署名文章提出,要把坚决惩治腐败和营造改革环境结合起来,切实解决好因循守旧、不思改革,怕负责任、不敢改革,应付差事、不真改革等问题。其以改革前沿阵地反腐主帅之身份作此论述,显然意有所指。

  其实,对内地政坛稍有观察者可知,这一说法并非空穴来风。一年多来,力度空前的反腐整风之下,一批贪官“前赴后继”落马,官场生态确实为之生变,但也催生出一种谨慎小心、消极怠工的反弹情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官场哲学沉渣再泛。不少官员自甘平庸、消极度日,没有上级领导指示,他们宁可空耗时日,也绝不主动出击。这样一种“懒政”作风,被视为反腐风暴的“后遗症”,任其蔓延滋长下去,后果堪忧。

  当局理应正视这种现象,但又不能以此为借口,让肃贪的鞭子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那些以“过往不究”的特赦形式、来处理“腐败存量”的倡议,笔者并不认同。因为,对一些地方公务员队伍积极性的打击,充其量只是反腐重拳“刀起头落”之馀的一点误伤,因而对廉政风暴踩急剎车,以“适当宽恕”来化解“腐败呆帐”,卸下官员群体的精神包袱,以此换取他们对工作的所谓积极性,无疑是因噎废食。

  事实上,之所以会让一些公务员产生缩手缩脚的不安定感,皆因当前的肃贪行动多少还带有几分“人治色彩”,并非依靠制度性规范而行事。这种“秒杀式”的运动式反腐,往往局限于让公众在围观中消费復仇式的快感,却很少探究贪腐背后的权力模式和形成机理,最终将在无可避免的效率递减中丧失威力。

  从这个角度讲,此番反腐行动不是“动”得太多,而是“动”得还不够多,不应止步于“动人”,更应茞援鞳u动制度”,在肃贪风暴初见战果后,乘胜追击建章立制。首先,应及早建立权力清单并公诸于众,给权力划定边界,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一目了然、公开透明,接受社会监督。这一做法是打造限权政府、责任政府的前提和基础,也是解决政府职能履行不到位、行政效率低下等问题、剎住懒政庸政之风的体制性措施。

  另一方面,必须改进干部评价考核机制,扭转“不出事即能保安全”的思想。通过完善岗位竞争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行之有效的“在其位谋其政”的新秩序,打通“能者上,庸者下”的晋升通道,让士兵有成为将军的可能,让“小妾”有扶正的机会,从而杜绝一些庸官懒职从“青春期”干到“更年期”的现象。

  既要猛药去疴、重典治乱,又要避免伤及无辜、影响政府效率,这的确并非易事。能否走出两难境地,治好这一反腐“后遗症”,在于当局是否拿出真正的勇气和智慧,与传统的权力模式和反腐思维进行剥离,对体制路径作出顶层设计。(文/郑曼玲)

  • 责任编辑:单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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