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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揭中国特色官场饭局:每天82万个 一年吃掉3000亿

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会吃掉多少钱?2012年两会期间,九三学社曾提交《关于遏制公款吃喝的建议》,《建议》中提到,2012年全国公款吃喝的开销已经达到了3000亿元。按平均每个饭局花费1000元计,每年大约有3亿个公款饭局,平均每天有超82万个公款饭局。

  和民间请客一般由主人点菜不同,官场上的主位者往往不会亲自点菜。“负责接待的办公室主任通常会在领导来之前把菜点好,等主客到达之时凉菜必须上好,绝不能让桌子空着,这是大忌。”

  这位副秘书长是北方人,他说以单位名义宴请客人有一定规矩:一般副主陪在主陪的对面,1号客人在主陪的右手,2号客人在主陪的左手,其他可以随意。但有些地方经常会让客人坐在主陪的位置上,而副主陪的位置坐了一名司机,“大概他们觉得,这个位置是上菜的地方,一点都不重要”。

  “禁令之年”的吃喝尺度

  2014年3月,国家统计局财务司司长张仲梁曾在一次讲座上笑称,自己开会、处理各种文字的时间大幅缩短,“是八项规定把公务员们从文山会海中,从酒桌上解放了出来。”

  前文提到,根据张仲梁的调查,2012年各级干部有很长的时间花在吃饭上,而到了八项规定出台的2013年,数字出现了急剧下降:中央政府司局级干部平均每周饭局只有0.2次、省政府司局级0.5次、市长10.2次、县长12.2次。

  官场上因此流行起这么一种说法:“没想到八项规定的力度这么大,范围这么广,影响这么深,效果这么好。”

  廉政瞭望曾以西部某县为样本调查官场“吃喝尺度”的变化。该县工业较发达,人口50多万,2012年GDP约为150亿元。

  该县财政局副局长表示,八项规定出台已有一年多,三公经费大大减少,2013年省下了1400多万元。在这1400万元中,“饭桌”上用的钱大幅减少。全县2013年前10个月,共接待中央、省市客人70余批,2100余人次,接待费用同比减少30%。一名公务员的公务接待费用预算,本来是一年一万元,在2013年压缩至9000元。

  该县县委书记带着方便面下乡人尽皆知,还一度登上过省级媒体。据一名纪委干部回忆,有一次来了上级领导,要留人进餐馆吃饭被婉拒,“你们县米粉有特色,最出名,要不然我们就一人来一碗米粉如何?”

  官场的吃喝接待少了,官员们也自由闲适了不少。国土局一名工作人员说,“以前自己搞接待,一个星期要参加四五次饭局,现在一个月都吃不到两次,‘三高’也降下来了。”县里的普通民众看到了往日见不到的景象:周一至周五的傍晚,各部门官员甚至有县领导,在河边陪着老婆孩子散步闲逛。

  张仲梁的调查也显示,2013年,官员工作节奏明显改变:逐渐从文山会海中解脱出来,招待和饭局减半,在家时间平均增加了30分钟。

  公款吃喝少了,餐饮业的收入也随之下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前两个月,高档餐饮酒店等“限额以上企业”餐饮收入增长仅为8.4%,同比下降3.3%;商务部的抽样调查也显示,北京、上海、宁波高档餐饮企业的营业额,分别大体下降了35%、20%、25%。

  数字是否能反映官场饭局得到了有效遏制呢?答案或许不能让人乐观。据廉政瞭望报道,中部地区一名县委秘书长王安东表示,“虽然各地纷纷出台针对大吃大喝的禁令,但有时候又不得不吃,我们只能转战第二、第三战场。”

  相对于高档星级餐厅,“二三线战场”更为隐秘。“吃得最多的是单位食堂,当然也有一些具有政府背景的酒店,最有印象的一次,是在反贪局的审查点吃的,那里的厨师是从五星级酒店请来的,手艺不错。”

  除了单位食堂,不少地方都被开辟为“二三线战场”:

  2013年1月新京报报道,甘肃、福建、河北、河南、内蒙古、四川等10余家省级驻京办餐厅,至少3日内餐厅的包间和宴会厅都已预订一空,“主要都是国企和政府部门的公务接待和年会”。

  2013年4月,有媒体暗访了北京几处分别位于公园、古寺和胡同里的就餐场所,发现这里就餐价格高,并有公车的身影。一名服务员表示,他们接待的领导很多。

  看来,想要遏制公款吃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新京报新媒体编辑郭彦博

  参考资料:新华网、新京报、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廉政瞭望、环球人物、中国新闻周刊等。

  • 责任编辑:晃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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