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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特赦”是否可行?

十八大后,两位因违纪而被免职的官员,云南省委原常委、昆明市委原书记张田欣和江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智勇被取消了副省级待遇,但依然保留了公职,“断崖式”的降为副处级和科员。虽然面子上不好看,但这种处理方式意味着两人已“平安着陆”。

  开启处理新模式:“特赦”?

  有观点认为,这预示着“中国式特赦”的出炉,旨在传递的反腐新信号,是虽然你有腐败行为,但只要情节不严重,主动向组织坦白、交代,并交出违纪所得,组织将给出政策,不再追究刑责,作出“张田欣和赵智勇式”的处分。

  中纪委在经过这段时间的强势反腐后,是否真的要为官场大量存在的违纪贪腐问题给予一定的“赦免”空间?事实上“特赦”是一个法律概念,是指国家对某些犯罪或者特定的犯罪人免除刑罚的措施。在我国,宪法规定,特赦的决定权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特赦令要由国家主席发布。

  但在我国的现实国情当中,对有问题的官员处理,一般是“先党内,后党外”。 因而在党内问题处分完毕,而没有被移送司法机关后,一般也意味着后续不会再被追究刑责,这更多是一种党内处分的“宽大处理”。

  纪委内部有“审理”这一环节,主要对违纪违法情况的证据进行审核,给出处理的意见。这一环节,纪委内部已经试图加强相对独立性,以此保证案件查办质量。但这一环节,仍然由一定的随意性,领导意志很容易进行干涉。

  对贪官特赦是减少阻力还是纵容腐败?

  对贪腐官员给予“特赦”,这一提法并不陌生。

  1974年,香港廉政公署成立,当时香港警界黄赌毒泛滥,腐败严重。廉政公署先从总警司葛柏“开刀”,追究其贪污罪。1976年后,廉政公署又在香港警队挖出近20个腐败集团,数名高级警司被捕,数百名警员被捕或被通缉,其中一部分警员是被动或者偶尔有一两次受贿。这造成了香港警队人人自危的局面。1977年10月,数千名警察上街游行,抗议廉政公署“清剿”,后又冲进廉政公署总部大打出手。为此,时任港督麦理浩发布紧急特赦令,宣布除重罪及已展开调查的案件外,对1977年1月1日前所犯下的一切腐败行为不予追究。

  对香港当时的这一做法,一直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这种“特赦”减少了改革阻力,使得香港由贪腐严重的地区一跃成为廉政模范。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对贪腐行为的退让,并挫伤了廉政公署的办案积极性,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

  在有着特赦传统的国家,比如韩国,争议也不少。比如2013年韩国总统李明博发布自从2008年就任以来的第7次特赦,就遭到了质疑。虽然李明博回应,政府挑选特赦人员时不会赦免总统亲属及在其任期内牵涉权力贪腐案件的人员。但当时的候任总统朴槿惠多次表示反对特赦,认为有违民意,滥用总统职权。

  (公众微信账号察时局授权大公网刊发此内文)

  • 责任编辑:夏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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