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其实社会上还有一种质疑，就是如何能让政府真正放权?
答：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简政放权是本届政府开门第一件大事。他还说：“进一步简政放权，这是政府的自我革命。”国务院要在去年分批取消和下放416项行政审批事项基础上，今年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00项以上。
自我革命，这是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最显著的特点，这场自我革命就是要革那些不适合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求的管理理念、管理体制、管理机制和管理方法的命，其中也包括要革那种政府对社会事务包揽过多，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的东西的治理体制的命。李克强担任总理之后，新一届中央政府按照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确定的改革要求，以背水一战、壮士断腕的劲头，率先在政府自我革命上动了真格。中央政府和部门的许多审批权已经和正在下放给地方、下放给市场、下放给社会。在持续简政放权过程中，正在培育起一种能参与社会共治的社会力量。
所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虽然只是短短两句话，但是它的涵盖面很广，理论和实践的思想张力极强，成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最耀眼、最核心的思想和理论亮点。我估计，新一届党中央理论创新的方向，也很有可能就是这个治理现代化。
问：如此看来，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其实还有两个最大的难点：一个是人才的问题，一个是人性的问题。本届政府在未来10年怎么才能解决这两个问题呢?
答：1964年，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全国四届人大上做了一个政府工作报告。他说，我们要推进工业、农业、科技、国防四个现代化。这“四个现代化”已经提出半个多世纪了，这其实是器物也就是国家硬实力的现代化。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则是人的现代化，也就是第五个现代化，或者是治理国家的“道”的现代化。
由器物文明，走向制度文明，最后走向人的自身全面而自由发展的“道”的文明，这就在发展层次上又提升了一大步。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曾经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如何把器物层次的物质文明向着更高层次的制度文明、人的文明即“道”的文明结合起来，如何使人的现代化更好推动其他“四个现代化”，这是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要面对的问题。
至于说10年时间能不能完成这样一个人才和人性的现代化任务，这使我想起鲁迅先生热切呼唤的改造国民性，至今已经快一个多世纪了，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人的改造和环境的改造，哪个更重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专门讲过这个问题：在某种情况下，环境会改变人，在另一种情况下，人会改变环境，而且人本身也会被环境所改造。我们党用全面深化改革这7年多时间来集中抓一下人的现代化，尤其是抓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对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切实解决在不少干部中存在的“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的执政本领恐慌和能力危机，这一定会收到实际效果的。能不能在短时间里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不见得。但是把明显影响我们国家进步的、妨碍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贯彻的问题加以解决，我想这是可能的。
当然，要改造中国社会是需要有韧劲的。执政党看到了我们各方面体制机制上存在的弊端，也看到了干部队伍中在领导方法、治理能力上的种种不足，下决心全面深化改革，既要改革体制机制的弊端，也要革除利益固化的弊端，还要革除一些干部在国家治理方面的一些明显脱离现代化要求的弊端。
在这方面，我曾经服务过的老首长、曾庆红副主席在他分管我们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时，曾下了很大功夫来抓全国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这是一个致力于提高我们党最基层的广大农村干部领导能力现代化的巨大系统工程。在他的积极努力和不懈推动下，这个现代远程教育系统已经建成了。现在，全国农村广大党员干部都可以通过这个现代远程教育网络，同步接受中央党校和北京的、全国的著名专家学者以及高级领导干部的课件教育。这个工程很了不起。我举这个事例是要说明，我们党作为一个领导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执政党，对自身能力现代化包括干部教育培训手段和载体的现代化是多么重视，今后还会更加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