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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从救火到打虎 王岐山面对更强大敌手

在政治局常委的七名成员中,现年66岁的王岐山只排在第六位。不过,在领导了一场逾18个月的激烈的反腐运动后,王岐山的权力几乎可说仅次于习近平。这场反腐运动已导致近25万干部落马,其中包括39名副部级或更高级别官员。

  救火者王岐山

  都教授400年间从事过非常多的职业,医生、公务员、律师、银行职员和大学教授。王岐山的职业生涯中也从事过多个不同领域的工作,其中大多数时候是“救火”。

  王岐山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后来进入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研究室,担任实习研究员。对王来说,这是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他也干得很不错。这段时期,他参与编撰了《辛亥武昌起义人物传》和《民国人物传》,展现了出色的文字功底和史料处理能力。

  “如果这么发展下去,他肯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研究员。”时任民国史室副主任的朱信泉说。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革”刚刚结束,中国这艘暂时搁浅的巨轮正在试图调整航向,将重心逐渐转移至经济发展领域。

  也正是在此背景之下,王离开了历史的故纸堆,逐渐转向了与现实联系紧密的经济的研究,并且开始在官场崭露头角。

  这一研究领域的转变跟两个人关系紧密。一个是黄江南,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读研究生,另外一个就是现在的社会学家李银河。

  黄江南热衷于举行小型沙龙,认识了很多人,包括来自于《农民日报》的记者翁永曦以及李银河。黄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高度关注,特别是对当时经济发展上隐隐存在的“大跃进”风潮颇为警惕,他提出国民经济结构失调论,称中国在80年代初可能要出现一次结构性的经济危机。

  这一言论引起了李银河的关注,她把朋友王岐山介绍给了黄江南。黄与王似乎“相见恨晚”,在黄眼中,王虽然是学历史的,但“非常聪明,对经济知识的理解和吸收非常快”。王提出向中央提交一份报告。

  四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包括黄江南、翁永曦、朱嘉明和王岐山,撰写了一份关于中国当时经济形势的分析报告,由王转交给姚依林。姚又将报告转呈给了陈云。最终这份报告达到了中南海,他们得到了一次与时任总理对话的机会。

  这是王岐山第一次担任基层与国家掌舵者之间的联络者。其后几年,他一直扮演着这样的角色。

  1981年,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成立,该所与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是两套班子一套人马,由杜润生掌舵。杜润生赏识王岐山,在1982年将其从社科院调到农研室。农研室坐落于北京西黄城根南街9号,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九号院”。

  在“九号院”,王的组织能力逐渐展露出来。他很快从联络室成果处的处长成为副主任。他热心、做事勤快,保持基层年轻人与中央的联系。

  而王此时的工作模式亦露端倪。他不讲套话,跟杜润生汇报工作极简短。

  王岐山在九号院待了7年,曾参与起草中央有关农村问题的多个一号文件,成为一名农村问题专家,从1988年开始,他转入人生的另外一站——金融。

  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广东受到波及。作为广东的窗口企业,“广国投”,即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发生严重资不抵债的情况。在政企不分的年代,“窗口型企业”享有政府支持,被视为政府的代表。这也成为广国投可以融资的基础。但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经核算,广国投的负债率超出了政府的偿还能力。为此,王岐山决心让广国投破产。

  在广国投的债权人中,有一部分是国际知名的金融机构。他们对王岐山的决定感到愤怒,表示要跟中国打官司。王岐山面临双重压力,既要维护中国利益,又要考虑到中国金融机构在国际上的形象。为此,他一方面坚持强硬,表示,广国投的破产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另一方面,他也向国际金融机构解释,窗口企业已经跟政府分离。

  王岐山成功处理广国投破产事件,被赞“有理有力有节”。2000年,王岐山回到北京,担任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2002年,他又接受另外一项“救火”任务,被调往海南担任省委书记,解决这个房产泡沫破灭后的海岛经济发展的方向。

  但王岐山在海南只待了5个月,刚刚提出海南要走“生态立省”之路,2003年4月20日,他就被紧急调往首都北京,处理这座因SARS袭击而深陷恐慌的都市。

  王岐山将抗击SARS视为一场战争,在4月24日召开的第一次政府常务会议上,他直指,“军中无戏言”,要求工作汇报“一是一,二是二”。

  王岐山放弃一贯低调的做事风格,主动走到媒体的聚光灯下,接受采访,公开疫情,同时,他切断污染源、火速建立小汤山医院,经过两个月的努力,SARS疫情逐渐得到控制。2003年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将北京从SARS疫区名单中消除。

  • 责任编辑:宋代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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