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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新政与中国改革前期的政治转型

习近平就任总书记后,进行的主要工作有三大方面:反腐、改革和外交政策调整,要正确认识反腐新政就需把反腐放到全局工作的大盘中来,特别是和同属内政的改革联系起来。

  大公网特约评论员姜志勇

  十八大之后,反腐败成为中国政治中的最独特现象,其力度之大、所查官员之多、级别之高都开创了改革开放后的新纪录。如何理解习近平领导的这场反腐新政是许多学者都在深思的问题,或者说许多观察中国政治的学者都在思考中国为什么要开展这样一场反腐运动?对这个问题是见仁见智,但不少观点因为视野狭隘,就反腐而论反腐,得出了杀鸡儆猴、治标不治本的答案,并称对于深陷腐败泥潭的中国政治来说,如果不从制度入手,反腐败只能震慑一时,风头过后必有反复。这样的观点对于认识一般的反腐败是有效的,但对于把握这一场反腐新政意义不大,甚至可能会在认识当前政治上走入歧途。习近平就任总书记后,进行的主要工作有三大方面:反腐、改革和外交政策调整,要正确认识反腐新政就需把反腐放到全局工作的大盘中来,特别是和同属内政的改革联系起来。在改革推动的转型中,政治转型是结果更是前提,只有政治先转型才能为其他领域的转型提供基础,而反腐新政正是推动政治转型的主要动力和手段。

  改革和改革的政治准备

  改革和政治的关系是双重的,特别是对于全面改革来说。全面改革包括六大方面,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保和党建,政治是其中重要一环,改革的目的是要实现政治转型,通过改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同时,政治也是改革的基础,是先有政治后有改革,如果已有的政治不符合改革的要求和需要,那么就先要调整政治,使其符合改革要求,这样改革才能推动下去。十八大提出要进行全面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专门就改革进行了决议,制定了明确的改革目标和改革要求。然而,十八大之前的政治作为已有的政治,和改革是不完全适应和匹配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领导权威和改革要求的不匹配。改革是自上而下的,要求改革领导者具有强大的权威,才能有效推动改革。然而,十八大上组成的新一届领导班子,因为刚成立,其权威处于成长期,如果按照以往的惯例,通过逐步的工作成绩和群众的逐渐认识来赢得认可、树立权威,则时间会比较长。但对于改革来说,这样的时间太长了,也耗不起。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目标是到2020年前,集中解决一批影响发展的重大问题,时间较紧,任务很重,需要快速建立权威。

  第二,官僚体系和改革要求不匹配。一是腐败严重。官员腐败情况,尤其是基层官员腐败情况,是非常严重的;二是官僚作风差。奢靡享受、形式主义、文山会海等现象很多。三是官员的观念和能力跟不上改革要求,特别是创新能力不足。四是落实中央政策不力。政令不畅的现象很普遍,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成为近年来的突出情况。中国的改革是政府主动进行的,在这场改革中,官员是改革的主体。中央虽然就改革进行了顶层设计和总体要求,然而要把改革蓝图实现,就需要官员们来具体操作,而这之中官僚队伍的素质有决定性影响,特别是对那些需要地方啃硬骨头、自我创新、自我摸索的改革来说。

  第三,利益固化结构和改革要求不匹配。改革是利益的重新调整。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形成了一批利益集团,他们之间又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稳定了利益结构。而改革要对利益进行调整,首先就要打破这个利益结构,破除利益藩篱。但破除利益结构很难,李克强在就任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上就曾经说过,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要破除这样的利益结构,需要用非常手段。

  反腐:狭义和广义两种视角

  上文列举的政治和改革不匹配的三大问题,是主要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按常规方法,必须用非常手段,而强力反腐则是现有时代的最佳选择。通过强有力的反腐新政,来震慑大小官员改变官僚风气,通过对某几个领域腐败的查处来打破这几个领域的利益垄断,进而打碎整个利益结构,通过以上两个成果来赢得群众支持,从而快速的在群众、政府、社会和国际上都树立自身的权威和影响,当然国际权威的树立主要靠外交,但外交从来都是内政的延续,内政做好了其影响自然会扩散到国际之中。

  不过看待当前中国的反腐,有狭义和广义两种视角。狭义的反腐指中纪委的案件查处、中央巡视组对各地的巡视等。广义的反腐,除了包含狭义反腐的部分,还包括中央正在进行的其他工作,主要有:第一,群众路线、八项规定、整顿四风等活动。这些活动有效的遏制、减少了各单位的隐性腐败和官员公款消费,高档香烟、高档酒、高档饭店等的消费都受到了影响。第二,简政放权。反腐除了要制约权力,更要减少权力,只有管的越少,腐败才能越少,管的越多、管了不该管的自然会形成各种寻租空间。简政放权的最主要内容就是减少和下放审批权,从国家能源局十八大后查处的腐败案件来看,审批权易滋生腐败。第三,公车改革。公车消费是制度性腐败。第四,纪检制度的改革。包括中央单位普派纪检组、地方纪委书记在常委中排名靠前、中纪委内部机构的调整等。第五,十八届四中全会即将审议的依法治国问题。

  广义的反腐视角能够有效的把十八大后中国若干政治现象关联起来,把它们放到一个整体之中来理解,而不是孤立的看待它们。上文提到的简政放权、公车改革、纪检改革、四风运动、八项规定、群众路线、依法治国等都不是孤立的,它们都是反腐这盘大棋之中的落子。从这里也能看到中央对于反腐的顶层设计,没有顶层设计是不可能奏出反腐多重奏之间的和谐乐章的。

  改革与政治转型

  通过中央的顶层设计,通过反腐的多重奏,反腐新政取得了显著效果,树立了新领导层锐意改革、决心反腐的形象和权威,也在一定程度上整肃了官僚队伍、扭转了官僚习气。这样的反腐对于官僚风气的扭转力度是很大的,许多以前官员心目中心安理得的制度性腐败现在也大大收敛。近日媒体报道,随着反腐风暴向住房领域延伸,不仅已拥有多套房产的官员人心惶惶,部分仍能享受变相福利分房、购房待遇的政府部门或国企也“暂时收手”。

  同样,反腐也打破了已有的利益结构。在改革之前,对改革阻碍最大的就属利益集团及其相互之间联系在一起的固化利益结构。这个利益结构关联腐败官员、政府、企业等多方面,牵一发而动全身。比如,对于住房领域的利益链条来说,牵涉到房企、依靠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官员、银行、投资者等等,要调整房地产发展战略,必然会牵涉到这个利益链条。再如,对公款消费来说,这个利益链条包括高档烟酒的制造企业、饭店、官员等,要根治公款吃喝,也肯定会牵涉到这个链条。十八大以来,因为政府的反腐,相关利益链条上的企业生意下降,引发了腐败影响经济增长的话题,国内外众多机构和专家参与其中讨论。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一场反腐新政是有力、有效的。

  在反腐高压下,部分地方官员不知道该怎么工作了,有的则干脆为了避免触线而消极怠工,这种现象虽然会引发地方执行力的问题,但从政治转型来看,这是积极现象,它表征着传统政治文化的消解,新型政治文化的待生,在传统政治文化中,腐败和工作联系在一起,凡是群众办事、企业项目审批,官员都可以寻租,甚至不收礼就不干活,但现在因为反腐的高压,这种不收礼就不干活的政治文化已经不适用了,继续遵循这一政治文化将使官员自身陷入险境,但在新的政治文化生发前,官员当然就不知道该遵循什么了、不知道怎么工作了。

  和邓小平领导的改革相比较,邓的改革初期面临的主要阻力是极左思想,它们反对变革,尤其反对市场经济变革。这一轮改革初期面临的主要阻力是利益集团,它们害怕改革中利益受损,从而反对变革。邓通过解放思想,打破了极左思想的藩篱,这一轮改革通过反腐也打破了利益集团的链条,为今后各项改革措施的推行制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目前,经过反腐新政,中国的政治已经开始实现转型,从改革前状态转型到了改革中状态,整个政治都进入了改革的时间。当然,要保持这样的状态,除了加快改革,珍惜时间之外,还要继续加强反腐,防止反腐松懈后的各种反复。关于这一点,从近日官方透露的消息来看,反腐力度不会减弱,但方式可能会有调整,可能会更注重法治的方式。

  • 责任编辑:刘博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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