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纪云撰文悼亡妻:四个子女自食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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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50年代初的田纪云,1950年摄于贵阳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生活十分艰苦,实行工资制后我们俩人的工资不到200元,英华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勤俭持家,省吃简用,拉扯大了四个孩子,其困难是可以想象的。四个孩子老大(女)下过乡当知青、当过兵,老二(女)当过知青也当过工人,老三(男)当过兵又当过工人,老四(男)文革后期直接当了工人。都是靠自己的勤奋工作生活。我和英华从未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为子女谋取任何好处。

  英华对我更是恩爱有加,有什么好吃的都先让我吃,连早上吃个鸡蛋也要检个大点的给我。做饭、洗衣服、打扫清洁等家务事她是主角,我当助手。杀鸡、宰兔之类的事必须由我来干,英华杀鸡杀不死,把鸡扔地下鸡还会跑。宰兔更是下不了手。我给英华开玩笑说,看来一个家庭没个男人还是不行。她说,四个孩子你来带,没女人更不行。但我治家有条原则,不管钱,也不要权,在家一切老伴说了算,我封英华为“家庭总理”。所以,我们六十六年的共同生活,一直和睦相处,从未打过仗,也没说过粗话。年轻时性子急,偶尔吵架、怄气是有的,一般是我说几句好话、道个歉了之。

  英华为人十分低调,在我担任国家领导人后,从不给我找任何麻烦,也从不出头露面。有时同老友一块吃顿饭,她都坐得远远的,从不与我坐在一起。

  在被批斗的日子里

  1964年,在贵州省开展的“大四清”运动中,我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整天大会批小会斗。在我被批斗的日日夜夜里,我象瘟神一样,谁也不敢接近我,连我最好的朋友也不敢见我。这时,只有英华日夜陪着我,她鼓励我说:“你成不了反革命,别人不了解你,我还不了解你呀,把精神振作起来,拣你最好的衣服穿上,让他们看看”。这时我们也没心思做饭吃,也不想去食堂吃饭了,她天天陪我下小饭馆,要么吃碗面条,要么买两个包子吃。这时的英华是我唯一的精神支持者、同情者,是她陪我鼓励我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详情请参见《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一书前言)

  戒烟的故事

  三年困难时期我学会了抽烟,开始烟瘾不大,抽的少,一般两天一包。但到了七十年代,烟瘾越来越大了,一天两包,开起会来,你给我,我给你,就更多了。由于抽烟过多引起喉炎,每天天不亮就咳嗽,床头上放个痰盂吐痰。时间久了影响英华睡觉。“有钱难买黎明觉”,她正睡得香的时候我咳嗽起来了,为此,她多次劝我戒烟,我也觉得抽烟没好处,多次下决心戒烟,但每次戒烟都是三、五天后烟瘾复发,先是当“伸手牌”,给别人要烟抽,要几天不好意思了,就自己买了,就这样周而复始,先后戒了五次都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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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福,1975年春节摄于成都

  1978年秋在成都,英华对我早晨咳嗽影响她睡觉实在憋不住了,发火了,把我一整条烟从窗口扔到大街上去了,另外两小包扔在地板上用脚搓了。面对此景此情,我没生气而是以笑置之。因为我觉得自己理亏,没实现自己的承诺。从此,我下决心非把烟戒掉不可。未料刚戒烟三、五天,正在吐苦水的时候,接到财政部电话,要我参加由张劲夫同志(时任财政部长)为团长的出国考察团,去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进行经济管理体制的考察。我很快到指定的地点即北京市万寿路中联部招待所报到,进行出国前的学习和准备。一天,代表团管生活的同志来问我:“你抽烟不?代表团对抽烟的同志每人发六条‘中华牌’烟,三条带过滤嘴的,当着外国人的时候抽,三条不带过滤嘴的,自己在房间时抽”。他问我要不要?哎呀,这下愣住了。要还是不要,要,前功尽弃,不要,心里发痒,六条“中华牌”呀,难得呀!我对他说,让我想一想,明天告 你吧。这天夜里没睡好觉,思想斗争一夜,最后还是下决心不要。就这样,在国外来去一个月,与外国人在一起,也不好意思当“伸手牌”,吐了十多天的苦水(烟油味),我戒烟成功了,天大的好事,至今己三十六年了,从来不沾烟的边。这是老伴英华的功劳。

责任编辑:辛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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