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山西黑道势力:成员报考警校向政法界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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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子帮”帮主冯晓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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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子帮”后期的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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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子帮”战斗组长杨光辉 

  核心提示:新千年后,山西一些“黑社会性质组织”开始有组织地向政法系统渗透。2003年至2004年,山西省公安厅破获了吕梁“燕子帮”黑社会组织大案。绰号“燕子”的帮主冯小春初中毕业后,聚拢了一帮同学和混混,替别人打架、讨债。为寻求长久发展,冯小春有意让成员报考警校,共有15名“燕子帮”成员考取了警校,其中大多返回中阳县公安机关实习、工作。这帮“内鬼”,先后18次为其组织通风报信,助其成员逃脱。

  山西的黑道势力从最初的打打杀杀、敲诈勒索,演变为攀附公权,向政经领域全面渗透。这既加剧了山西官场的塌方式腐败,也造就了当地官匪一窝的奇观

  《财经》记者 李廷祯/文

  1月8日,中纪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黄树贤通报了2014年反腐斗争的成果。黄树贤强调,要“追究山西系统性、塌方式腐败案件相关党组织责任”。

  十八大以来,山西作为反腐败主战场,已有大批大、中、小官员落马,其“滚雪球”效应令人瞠目。

  去年10月,中央一日内对山西省委常委“进五退一”,不啻为大换血。按照山西官方媒体的说法,目前山西新班子的中心工作有三:打黑、纠风与反腐,“打黑”被放在首位。这样的安排,与该省新任省委书记王儒林的一番讲话有关。王说,太原市三任书记、三任公安局长出问题,全国罕见,“省部督、转的自2006年以来的14件涉黑涉恶核查线索无一办结”,要把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和反腐败结合起来。

  显然,山西重手“打黑”,是为了挽救该省崩坍的政经形象。

  1983年以来,中国警方已发起多轮“打黑”运动。这些集中行动的效果明显,每每爆出大案,摄人眼球,却未能遏制黑恶势力在许多地区的纵深发展,山西即是一个重灾区。

  从近期披露的一些案件看,中国某些区域的黑恶势力早已完成原始积累,从最初的打打杀杀、劫财敲诈,演变为公司化、高科技化、国际化运作,并公开、半公开地从事黄赌毒、跨境赌博洗钱等犯罪活动。在此过程中,黑道通过腐蚀官员、攀附权力,向政经领域全面渗透。

  在山西,这一点尤为明显。煤炭业黄金十年,使得该省黑金涌动。与之相关的产业链,缔造了大批腐败官员,亦寄生着诸多吸榨“黑金”的黑道“豪强”,二者结伴而行、劫掠共生。

  号称“太原地下组织部长”的张新明,正处于这场黑金交易网络的核心。30年前,他不过是一名贫困山区的年轻农民,渺如一粟;但此后,其转战军界、铁路、化工、矿业,在太原、山西乃至北京官场、商界呼风唤雨,财富增至百亿级巨。官场腐败,从来都是黑社会滋生、做大的土壤。黑道势力在山西绵延进化30年,已让不少人丧失了基本的安全感。

  因此,正在山西展开的反腐与打黑相结合的行动,可谓正中要害。

  “混混”的早期岁月

  厂矿子弟结伙而行,好勇斗狠、打打杀杀,是“文革”后黑恶势力的主要特征

  山西大部,古属燕赵,民风彪悍,“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此种民风,曾在“文革”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山西造反总指挥”杨成效,太原十三冶建公司工人,“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头目,“文革”初期多次率队大规模武斗,省委第一书记卫恒被其揪斗而死。1969年7月,中共中央针对山西专门发出“7·23”通告,勒令停止武斗。

  随后山西被军管,杨成效被逮捕、枪毙。但杨的大名响彻三晋,“文革”后崛起的各路混混,多尊崇其为黑道祖师。

  “厂矿子弟多,待业青年多,打架斗殴多,小偷小摸多”,是彼时太原的特点。太原迎泽公安分局一位老干警称,当时的五一路、解放路,每隔几百米就有一帮“小混混”。太原除了“傻大黑粗”,还有一个著名绰号:华北第一贼城。

  1983年-1987年,全国开展第一次“严打”,山西诸多“大哥”因此留下前科。

  其中之一,是太原重型机器厂子弟、“山西贼王”王彦青,以撬窃企业保险柜闻名,“比别人用钥匙开得还快”。王的父母,是该厂子弟学校教师。

  因偷窃金额巨大,王彦青被判死缓。但这个年轻人功夫了得,进入汾阳监狱后,凭拳头当上“牢头”,随后组织了一场持续三个月的“地道战”,以图越狱。

  1988年冬,王彦青率领11个狱友脱狱。随后两年,王多省流窜,先后杀死16人、杀伤13人,抢劫汽车、撬盗保险柜无数。

  1989年王彦青潜回太原,躲在已释放的狱友武双喜家,被建矿派出所女民警刘文英发现,王开枪杀刘,震惊警界。

  1990年春,王彦青在湖南嫖娼时被查获,一番枪战后落网。被押回山西后,王和警方讨价还价,大吃大喝数日,才交代一处埋尸地点。最后,其被公审、枪决。

  上世纪80年代,除了王彦青,太原的“道上名人”另有“三明一利”、米家兄弟、“国民党”、“日本人”、“李向阳”、“歪脖子小勇”、“不说理小亮”、王洋、“钢头”,群雄并起。

  米家兄弟中的“拐三”米为民即是张新明未来的亲密盟友,其家族经营宾馆洗浴,黄赌一条龙,名震太原北城。而张新明家乡古交工矿区,一颗“社会新星”亦在升起,但他不姓张,而是绰号“王保儿”的王建军。

  1983年,王保儿因流氓、伤害罪,被古交工矿区法院判处无期徒刑。1985年改判为十年,1989年8月提前释放。“坐牢成了镀金”,出狱后王保儿变本加厉,在古交欺行霸市、殴打群众,还多次打伤干警,却无人敢管。

  1996年公安部发起“打击团伙犯罪,扫除社会恶势力”运动,“颇有家庭背景”的王因流氓罪、故意伤害罪、敲诈勒索罪被判死刑。

  早期的山西“古惑仔”, “主业”多是好勇斗狠,偷窃为生的王彦青反是少数。一位《山西日报》老政法记者回忆,当时每个单位均有一帮子弟,“理着板寸,手臂刺青,穿着绿军裤,背着装有半截砖的军挎”,以此为酷,连报社、大学等文教单位亦不例外。

  也有以“侵财”为主业的“领先者”,譬如王洋、“钢头”团伙。“钢头”真名曹志刚,系太原铁路局车辆段工人,和受过第一次“严打”的无业游民王洋是拜把子。

  山西省高院的判决书显示,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曹王二人多次结伙,和梁海清、“小四毛”任爱军(此二人是未来的重要人物)等人,在太原持枪持械斗殴、抢劫,致死人命,侵财数额动辄数千元--上世纪80年代末,此乃天文数字。

  曹王二人很猖獗,得知公安系统正在调查自己后,竟给省公安厅长寄去两颗子弹。1992年,两人均被判极刑。

  上世纪80年代的山西黑恶势力,绝不止于太原一地。杀人越货近百起、制造了“百万元绑票大案”的大同王顺团伙,后来震惊全国的“运城狼帮”,此时均已崭露头角。

  张新明走的却是另一条路径:早期在家乡下煤窑、拉平车。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从中铁十二局手里买了一辆报废卡车,为古交水泥厂拉石头,这是其进入运输业的第一步。

  上世纪80年代末,张借用中国煤炭博物馆劳动服务公司的手续,在太原北郊向阳店铁路专用线发煤。甫一出道,张新明就知道依附权力赚钱,远比只会打打杀杀的混混们高明。

  张新明身材高大、一表人才,不同于那些胸前臂上纹龙刺剑的街头霸王,这亦是官员愿意与其交往的一个因素。

责任编辑:宋代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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