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官危机:失却了中央信任,二十年内难翻身?

  文|经观城市与政府事务研究院副院长 宋馥李

  空缺一年有余的山西运城市委书记,最近终于补上了缺:来自河南济源的市委书记王宇燕,跨过黄河来到邻省山西,就任运城市的一把手。

  7月份,陕西省咸阳市辖下的永寿县委书记齐海斌,调任至山西朔州市怀仁县委书记。紧接着,陕西宝鸡市的凤翔县委书记赵新年,调任晋城市泽州县委书记。

  在中国政坛上,这样的跨省调动极其特殊。

  跨省调官并非没有,但溯及以往,是以机制性调动为主,比如,诸多有着对口帮扶机制的省份,会通过官员的跨省调动,以此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例如,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机制框架下,为了推动工作,北京和河北之间去年就开始了互派干部交叉任职的尝试。

  不过,这样的跨省调动,一般是“挂职”,且以副职为主。挂职干部有较为明确的挂职任期和任务指向,在任职到期并“圆满完成”既定任务后,便可以回到原单位。在其他同僚眼中,这些“镀金”的干部,往往可以获得优于常人的升迁机遇。

  王宇燕的调动,显然有深刻的背景。正厅级的王宇燕,已经是地位显赫的地市一把手。此番调往山西,远远超越了挂职的意味,而是由此入晋,彻底转换战场。这背后,河南省委组织部与山西省委组织部的互动协作,决计是非常状态下的非常之举。

  或说,这一跨省调官背后,是晋官面临的巨大危机:山西的干部,不被中央信任了?

  ▎断代危机

  近代以来,山西不仅出煤、出晋商,也出一个更为重要的产品:晋官。

  从明清时代开始,山西人在中国政坛上举足轻重。大清相国陈廷敬和一代廉吏于成龙,都是山西人,这个在历史上并不富庶、教育水平并不高的地方,却涌现出了很多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高官。

  及至近代,在红墙内外,常可见山西籍人士纵横,这种与中枢机关血脉相通的优势,确立了山西的工农业曾经令全国风气之先的优势。

  在农业,大寨模式成为全国典范,陈永贵和申纪兰皆为山西出品;在工业,山西的煤炭,为全国的工业输送动力粮食,是地方支援中央的标兵,无数一线的管理者借此进入中央,成为主政一方或一部的大员。

  乡情与乡音,在瞬息万变的政治场域中,常常可以作为官员们互动和呼应的纽带。是以,通过传、帮、带的模式,晋官在中国政坛上始终保持着优势,《打铁记》里的“西山会”,为我们揭秘了这一以地缘为纽带的组织,其组织谱系已蔚为大观。实际上,不止是晋官,以乡情为纽带的官场协同,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亘古未变,历久弥新。

  十八大以来,世代更替绵延几百年的晋官,正遭遇断裂的危机。“山西的政治生态”,真的出现了问题,而且是足以影响后世的大问题。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王儒林在山西代表团开放日透露,山西有3位市委书记、16位县委书记、13位县长岗位空缺。“山西省管干部空缺近300名。如何选人用人,这是我们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没过多久,阳泉市委书记洪发科也落马。

  王儒林调任山西省委书记,山西常委班子陆续从外省调入,副省级干部陆续从外省调入。山西省的中管干部团队,彻底进行了一次换血。如果说中管干部尚有调剂空间的话,对于山西省组织部管的干部,则是一次空前的考验。空缺省管干部缺口高达300人,这是一个罕见的缺口。

  王儒林说:“山西大多数干部是好的。”这句安慰式的评价,更多的人听出来反讽的意味,有山西官场观察人士更是悲观地认为:晋官20年内难以翻身

  乱世须用重典,矫枉必须过正,强力反腐的另一面,是晋官遭遇的前所未有的断代危机和信任危机。

  要知道,官员的升迁,总是要一步一个台阶的。前人栽树,后人纳凉,一代一代晋官们仿循前辈,提携后进,才形成绵延的态势,在当今政坛上独领风骚。经此一役,晋官遭逢的,将是前所未有的断代危机,这种断裂将造成晋官在中央,甚至是山西本地,都难以形成同气连声的局面了。

  ▎永远政治正确

  既然说山西的政治生态有不少问题,那问题何在?

  在山西政坛,一贯讲究根红苗正和政治正确。多年的行效之下,“只唯上”的官场氛围异常浓厚,官气深重,壁垒森严,上级指示被奉为神明,官大半级便恍如隔世。

  这样的政治生态,使得基层官员鲜有创新突破之举,不敢越政策雷区半步,亦步亦趋跟随上级。所以,凡是政令下达,山西往往是最快的的速度领会精神,与中央保持一致。

  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正是这种风气,让拥有丰厚资源的山西,在一次又一次的转型机遇中错失良机。在这样的年代,地方的创新突破,本身是不断试错的过程,要唐突和冒昧多一些,才能在区域竞争中占得先机。很多情况下,上面让干什么才干什么,等来的是什么都干不成,或者干什么都慢半拍。过度解读政策,却忽略掉政策的弦外之音:上面没禁止干的,我就可以干。

  所以,身为晋商的郭台铭说,山西人要开发脑矿,更多的是针对官员来说的,晋官最需要开发脑矿和解放思想,多年以来,山西的投资环境并不宽松。政府的各个部门,抓着权不放,有事拖着不办,为外商所诟病。

  这与锐意进取的商业文化,当然是格格不入的。以资源型经济为特征的山西,商人与政府的关系非常密切,对资源以及资源开发的管理和管辖,几乎涉及大半个政府,煤老板们要从地下掏出炭来,过五关斩六将是必备能力,几乎每一个煤老板,都和当地的政府官员暗通款曲,深厚交结,这种基于资源开发的利益输送,也就成为常态,并久而久之,也成为山西特色

  超级政府居于主体,商人群体随附周围,构成了山西的政商图景。只要超级强悍的政府还在那里,超级强悍的书记还在那里,改革的正向推动力会不断被来自体制内部的消极力量所消解,最终停滞或偏离轨道。

  好在,商人们都是精明人,尤其是晋商们,更知道如何能隐忍不发,全身而退。山西不行,还有广阔天地可以作为嘛!从明清时期纵横欧亚,到今日遍及全球,晋商群体们适应能力超强,在商业上不断成功。

  而位居正席的晋官们,主导着三晋大地,永远地保持着政治正确,保持着与中枢的密切交通。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昔日的工农业领袖渐次落伍,被时代淡忘,但晋官人脉,却始终维系在红墙内外

  2010年,袁纯清到山西,推出了“右玉精神”这个典型。我至今认为,袁总督虽已去职,但他褒奖并倾力推动的“右玉精神”,是对山西的一大贡献。那代表着晋官的另一面:持久和坚韧

  右玉县地处晋西北地区黄土高原,接壤内蒙古,那个着名的杀虎口就在这儿,出去萧瑟荒凉的边关塞外,西北风裹挟着风沙呼啸而来。

  从1949年后,右玉县历届主政者坚持植树造林,全县森林覆盖率由不到0.3%提高到52%以上,创造了“奇迹”。我曾到访右玉,亲眼看见山坳之上,沟壑之下,满眼都是苍翠的小老杨。

  其实,奇迹的背后,何尝不是被逼上路,逼上了路,还要一代一代坚守。种树的人没有总结出什么精神不精神的,他们知道一个朴素的真理:右玉人不种树,右玉就没了

  不管你是“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还是“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不管你是“三年自然灾害”还是“四清运动”;不管你是“三面红旗”还是“农业学大寨”;不管你是“三个代表”,还是“科学发展观”……前任植树,后任没拔掉,也没别出心裁换树,不求显绩,不求闻达,一路植下去。

  这在山西的政治生态中弥足珍贵。为官山西,无论计划时期,还是市场时期,大方针既定,都少有创新空间,至多是厘清轻重缓急,创新执政手段。

  隐忍坚守,躬耕细作,本就是晋官的历史底色。如今,山西遭逢重大变局,晋官注定要进入一个静默期,在铺垫累进数十载后,才可能换来新的气象。

  这是坏事儿呢?还是好事儿呢?短期内,晋官们失去了与中枢交通勾连的丝线,没有了出将为相的机缘。换个角度看,抬不起头来的晋官们,不得不倾注全力于脚下的泥土,这未尝不是三晋大地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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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季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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