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志勇:儒家治理智慧与中国改革战略

  大公网特约评论员 姜志勇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开展了新一波改革运动,其涉及面之广、集中度之高在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变法中都是罕见的。不过,改革进行一年多来,虽然成功的启动和出台了众多改革,但也遇到了难题和挑战,在把改革当作促发展的手段时,也陷入了功利性与长远性、经济增长和政治社会求稳互相矛盾的深层困境中,这些问题和改革的战略有关。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的改革一定程度上继承了邓小平的改革战略,即以经济改革为主,进而通过经济的变革来带动其他领域的变革,并深信经济改革会培养和催化改革的内生动力。不过,和邓小平改革更重视经验主义不同,新一轮改革的战略更重视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即在具体的改革推进工作中,特别是在改革方案设计中,把改革当作一项可以由理性安排的事情来做,包括从改革方案的设计、时间表安排、协调机制等环节都体现了极其浓厚的理性精神,对于地方偏离理性路线的改革落实工作也要予以纠正。而为了保证这个战略的实施,中国领导人采取了两大措施:一是强调中央的权威,特别是中央在改革中的权威,而这是通过中央深改组对全国改革的统筹规划及顶层设计来实现的;二是强调法治和规矩,国法和党规在改革中具有底线作用。

  可以看出,改革战略具有浓郁西式风格,体现了西方的治理术,即强调找准问题、科学设计解决方案,这对于解决具体的问题有作用。事实上,今天中国面临众多具体而重要的问题,采用西式治理术,对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并提出解决办法,这是行之有效的策略。

  社会变迁和改革困境

  不过,理性主义的改革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非理性主义的问题,这包括地方落实不积极、部分民众抱有改革冷漠症等,还有社会对改革的耐心越来越不足,作为手段的改革如果不能及时的促进发展,或者改革红利不能及时产生的话,民众很快就会对改革失去耐心,进而判断改革是没有成效的,甚至失败的。这些问题的出现和中国三十多年来的社会变迁有关。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迁,民众的利益、价值观等都多元化,和改革有关的重要方面有四个:一是理想主义消褪,功利主义成为行为的取向。这其中包括政治理想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在政治理想主义方面,国人的政治理想主义和改革开放初期比起来差距很大,时至今日,对政治还抱有理想主义热情的人越来越少了。在道德理想主义方面,现实的道德状况不容乐观,道德冷漠现象越来越普遍。二是集体主义、集体意识消褪,个人主义、多元主义抬头,整齐划一的改革方案很难满足民众的多元需求;三是改革精神消褪,求稳思想逐渐抬头,求变思想不断被边缘化。在吃饱穿暖之后,面临教育、医疗、住房等压力,民众更希望获得一个稳定的工作,拥有一个稳定的生活,而不是处于变化之中;四是相对于外在的经济增长,民众更在意内在的精神追求。

  社会变迁使得中国社会患上了深层的病症,整个国家和社会深陷不健康状态中,典型的几个病症是信仰的失落、道德的缺失、价值观的经济化以及人心的不安全感增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冷漠,虽然国家经济快速增长但获益群体日益少数化,大部分人尤其是平民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变得越来越焦虑和易怒,这也导致了恶性事件日益增多。

  目前中国社会的问题不是外科手术式的治疗能解决的,需要更深层、更人文的关怀。这给理性主义的改革带来了挑战,也暴露了西式治理术的不足,那就是它在专注于具体问题的时候往往忽视了整体的问题,它更多的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不是专注于整体或整个问题的解决。虽然这一轮改革中对于不同改革之间的协调配合非常强调,但一个个具体疗法之间的配合不能等同于整体的治疗和对整体的关注。

  因此,要解决现在的社会问题,需要从两个角度来推进,一是对于那些严重的具体问题,通过西式的治理术把这些病症治理好,以免它们进一步恶化;二是对于整体的不健康问题,用整体治理术进行调理,通过引导社会人心来增强整体的免疫力。

  儒家治理思想的现代价值

  在整体的治理术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好的经验,而这其中又以儒家的治理思想最为典型。在四书之一的《大学》中,国家的善治要以个人正心、诚意、修身以及家庭的和谐为前提,只有当个人问题和家庭问题解决之后,整个社会的和谐才能够实现。这套治理术因其更侧重于整体的深层建构,且见效慢,不能跟上快速变化的现代社会节奏,而被遗弃。但在今天,当我们面临社会快速变化带来的种种问题时,再反过来思考儒家治理术,就能发现其在现在具有重要的价值,它不但能够治理现代社会的病症,而且能通过调理整体,夯实整体社会的民众心灵和家庭基础。

  2014年9月,习近平在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指出,“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坚持经世致用原则,注重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目的。”儒家文明是礼乐文明,通过制礼作乐来进行教化,在今天,儒家治理智慧也可以成为国家治理之道的一部分,和西式治理术结合起来,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事实上,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儒家治理智慧正在被吸纳到改革之中,首先在文化和民间基层社会治理上被吸纳,比如对于市民公约、乡规民约、礼仪的强调,根据孔子“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思想,他要求“一些重大礼仪活动要上升到国家层面,以发挥其社会教化作用。”

  虽然有最高领导人的推动,但由于五四以来对儒学的长时间批判,对儒学持不信任、质疑,甚至否定态度的人还很多,加之受文革思维、自由主义等左右思想影响,儒家治理智慧要深刻影响中国还需要很长时间,政府目前也只是在谨慎小心的吸纳,但正如《周易·系辞》指出的“一阴一阳谓之道”,未来的国家治理体系要现代化,必然要同时从两个角度进行改革,一个是建立如何解决具体问题的机制,一个是建立如何解决整体问题的机制,只有两个方面同时具备,国家治理体系才能实现现代化。

  (姜志勇,国家信息中心副处长,生民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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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孟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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