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前,中国记者是如何报道七七事变的?

  大公网7月7日讯 (记者 马浩亮)79年前的今天,七七事变爆发。中华民族轰轰烈烈的全面抗战拉开帷幕。当时的中国记者、中国报纸是如何报道这一改写中国命运和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的呢?从1902年创刊并延续至今的《大公报》,在那些泛黄的版面上,留下了这段可歌可泣的记载。

  1937年7月7日19时30分,驻丰台的日军步兵旅团一部,荷枪实弹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一带,举行挑衅性军事演习。深夜零时许,日军声称在卢沟桥演习时失踪一名士兵,要求进宛平城搜查。不久,日军虽已得知失踪士兵已归队,却仍提出要求宛平城内的中国守军向西门外撤退,遭到中方拒绝。8日凌晨,日军发起攻击,并炮轰宛平城,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奋起自卫还击。七七事变爆发!

  此时,拿起武器的中国人,不仅有英勇的守军,还有一批拿着纸、笔、照相机的特殊“战士”——记者。

1937年7月9日《大公报》整版报道卢沟桥事变

  9日一早,天津街头的读者,看到了《大公报》一整版的战事报道。《大公报》不仅以头条刊登《卢沟桥中日军冲突》“日方正增兵我军决死守”,配发消息《外部提口头抗议》、《各地民众甚愤慨》,还刊登了卢沟桥附近的交通地形图。其版面内容之丰富,在当时的各报中独占鳌头。(当时“卢沟桥”亦写作“芦沟桥”)。

  尤其注意的是,《大公报》延续了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抗战立场,及时配发了社评《卢沟桥事件》,指出面对日军挑衅,不能退让屈从:“若果我避而人逼,我退而人进,则横逆之来,攻击无端,其势有不容不慷慨自卫而另作打算者。”并呼吁“全国国民更于中央地方团结协力之下,根据国策,拥护赞助,出以有节制的步骤,有实效的行动,方可有济。此乃今后救亡图存之必要条件,无论卢沟桥事件结果如何,要为国人应有的觉悟也。”

1937年7月《大公报》刊登的范长江《卢沟桥畔》

  与此同时,《大公报》的战地记者们已经悄然抵达前线。

  “八日夜间,阴森的永定河面,隐蔽了数百卫国英雄之潜行,一刹那间,雪亮的大刀从皮靴中解脱,但听喊声与刀声交响于永定河上。九日清晨,河岸居民见桥上桥下,尸横如垒,而守桥的人,已换上我忠勇的二十九军武装同志了。”

  这是《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卢沟桥畔》里的一段文字,也被认为是有关七七事变最经典的名篇。七七事变后,范长江很快驰赴一线。冒着硝烟和炮火,进行一线采访。他的通讯观察细致入微,笔墨简洁却生动感人。由于战火造成的交通通讯不便,到了7月23日,首篇通讯《卢沟桥畔》在《大公报》刊登,将大战的紧张氛围刻画得入木三分。

方大曾的抗战摄影

  1937年9月18日,距离“九一八”事变整整六年、距离七七事变刚刚两个月,年轻的《大公报》记者方大曾从河北蠡县发出了战地通讯《平汉线北段的变化》,此后杳无音讯。

  直到一年之后,1938年9月13日,身在汉口的范长江还撰文抒发自己的焦虑心情:“我们还看不到我们这位硕壮身躯、红润面庞、头发带黄、斯拉夫型的青年新闻战士。”

  方大曾,笔名小方。“九一八”事变后,这位在老北京胡同里长大的青年,就拿起相机和文字为武器,为抗日救亡而奔走于绥远、冀东等地,留下了数百张反映抗日题材的摄影作品。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他又冒着生命危险去一线采访。

方大曾的抗战摄影

  方大曾的本职专长是摄影,但将镜头转换以文字方式展现出来,同样是他的强项。在名篇《血战居庸关》中,他以饱含深情的笔触写道:“三昼夜得不到水喝,马鞍山上,第四连全体只剩下一个弟兄,但是他还沉着地把守阵地而不稍退。”“一些临时共事亦被炮火轰平,居庸关从今以后再也不会看到它的模样了,有的只是由我们忠勇的抗日将士的血肉所筑成的一座新的关口。”而方大曾本人,又何尝不是以自己的忠勇和血肉,筑成了报人抗战的新长城呢?

  如今,又过去了70多年,方大曾的去向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有新闻史家研究指出,方大曾是全面抗战之后第一位殉国的战地记者,生命定格在25岁。

纪录片《一份报纸的抗战》镜头:《大公报》战地记者孟秋江。

  七七事变之后,另一位《大公报》记者孟秋江深入火线,在枪林弹雨中发回了大量报道。他的战地报道,极富感染力,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甚至读之垂泪。

  《南口迂回线上》他如此描述中国战士的英勇:“短兵相接时,手榴弹是唯一可以对大炮报复一下的东西,掷手榴弹的战士,虽然-批一批的倒下来,第二批马上又跳出战壕去抵抗。这样的冲锋,接连三次以后,机关连仅剩一个战斗兵,一个传令兵,一个伙夫了。战斗兵,传令兵把住两挺机关枪,伙夫在中间向左右输送子弹,继续对二千敌军强烈反抗!太阳照临着整个山谷,这三位作殊死战的英雄,最后含着光荣的微笑,躺在阳光中!”

  之所以能做到这样的生动描述,是因为孟秋江本身就把自己当做战场中的一员,而绝非旁观者,在生死线上迂回,不怕苦,不怕死。曾有人问秋江,在战地做新闻工作,感觉最苦的是什么?孟秋江回答:战地有了新闻,消息发不出去,最苦的莫过于此,至于生活上的困难,倒并不觉得苦楚来。

天津大公报馆

  1937年7月29日、30日平津相继沦陷,中国军队和一批官员和民众不得不挥泪离开北平和天津。8月5日,天津《大公报》宣布停刊。

  范长江怀着悲愤的心情,在《保定前方》一文中写道:“日本军人炸毁了我们的平津,屠戮了我们的同胞,我们诚然痛惜,然而我们却不悲观……日本如此逼迫,逼成我们全民族的万众一心,日本人如此残暴,逼出许多鸡鸣起舞的杰士。看吧!倒霉将近百年的中国,一定能在日本凶横的侵略下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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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曹家宁 DN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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