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料历史】柯列然:一生中国情缘

  一九四三年,罗马尼亚医生柯列然(右)与柯芝兰在云南。资料图

  文|何雁

  克鲁克曼(Emanuel and Neomi Druckman)夫妇,真是一对恩爱夫妻。二〇一五年八月三十日晚,他们应邀出席贵阳凯宾斯基酒店的欢迎宴会,这也是国际援华医疗纪念活动之一。

  克鲁克曼身穿正装,紧拉夫人的手,彷佛一松手就会失掉似的;他是罗马尼亚医生柯列然(Dr.Bucur Clejan,原名Jacob Kranzdorf)外甥,与夫人定居以色列。

  二〇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上午,柯列然外甥克鲁克曼夫妇,在贵阳图云关纪念碑前留影。何雁摄

  次日上午,克鲁克曼夫妇来到图云关纪念碑拜谒。露天图片展上,他们发现三张柯列然照片,欣慰地说:“中国人民缅怀国际援华医疗队员,没有忘记他们。事隔许多年,还给予如此高的评价,使我们非常感动。”

  一九〇四年十二月,柯列然出生于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一个犹太家庭,父亲是财会教师。兄弟姐妹十二人,柯列然排行第八。中学毕业后,柯列然在父亲与弟弟资助下,远赴意大利摩德纳(Modena)学医六年,攻读皮肤科。一九二八年,柯列然学成归国,起初供职布加勒斯特卡里塔斯(Caritas)医院,不久开设私人诊所。

  从西班牙到中国

  诊所有一个女邻居柯芝兰(Gisela Muntianu),乐于助人性格,让柯列然倍感亲切,两人萌生爱意,结为夫妻。柯芝兰出身红色世家,受其家庭影响,柯列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一九三二年,他加入罗马尼亚共产党。

  多年后,柯列然回忆这段生活时,不仅怀念柯芝兰“使我的生活有了规律”,“关照我的家人”,更感佩于“她使我有了正确人生观,把我改变成现在这样的人。”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叶,法西斯处于上升势头,危及整个欧洲。一九三六年七月,佛朗哥在德、意法西斯支持下,发动颠覆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叛乱。西班牙内战爆发了!欧美各国数以万计热血青年,志愿参加国际纵队,前往西班牙支援共和军。

  在妻子鼓励下,柯列然变卖诊所,对家人谎称赴法国进修,于一九三八年春踏上西行列车。车站月台上,柯芝兰一直在哭,哥哥打趣道:“看你哭得那样厉害,好像送他上战场似的。”柯列然在她耳边说:“不是上战场,又是上哪儿呀?”两人目光相对,会心地笑了。

  柯列然与战友们一起,翻越比利牛斯山(Pirine),“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一声不吭地紧跟接头人,在山坡上、树丛中、溪流边摸索急进。”路上,“有的一脚踩空滑下沟壕,衣服被扯得稀烂,满身是泥泞、血迹”,“忍着饥饿,顶着湿冷”,偷渡法国边境,进入西班牙。

  国际纵队转战西部、北部战场,高唱《国际歌》冲锋陷阵,冒着敌人炮火救治伤员。在西班牙比克(Vich)附近一家医院,柯列然与另一位罗马尼亚医生杨固(Dr.David Iancu)相遇,结为好友。一九三九年一月底,巴塞罗那陷落。国际纵队战士含着泪水,与数十万共和军及难民一起,撤退法国。

  一九三九年六月,柯列然(后排左三)与战友们在戈尔斯集中营。波兰医生甘理安、甘曼妮夫妇(后排左一、左二),后与柯列然一起援华。前排右一为柯芝兰之弟米库。资料图

  柯列然与战友们被法国当局没收武器,先后关押在戈尔斯(Gurs)与圣西普里安(Saint Cyprien)集中营。在戈尔斯,一列列营棚,“每棚能容八十人,人人仅能并肩而卧”,“饮食非常缺乏,每天是硬豆子,间或臭咸鱼……每个人身上都是虱蚤成群,饥黄骨瘦。”

  这些英勇战士靠一台收音机,了解欧洲与世界形势,秘密印刷《解放》报。当他们收听到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日本侵略者,很快编辑出版《解放》特刊,发出“中国告急,紧急向中国人民支援”口号。

  一九三九年八月,柯列然等十名国际纵队医护人员,响应挪威救援中国与西班牙委员会号召,奔赴中国。十二日,一行人来到马赛(Marseille),登上从英国利物浦始发的“安尼亚斯”(Aeneas)号海轮,与船上五位国际纵队医生会合,途径苏伊士运河、马六甲海峡,于九月十三日抵达香港

  一九三九年九月,柯列然(左二)抵达香港,与部分战友在“安尼亚斯”号海轮上。资料图

  保盟秘书海弥达·沙尔文─克拉克(Hilda Selwyn-Clarke),为国际援华医疗队安排食宿,办理过境手续。让柯列然难忘的是,“收到一份非常特殊而光荣的请柬”,九月二十八日,保盟主席宋庆龄在住所设宴饯行。

  柯列然后来回忆说:“宋庆龄是一位极富亲和力,举止端庄、精力充沛、充满自信的女士。”临别之际,应宋庆龄请求,国际援华医疗队员用各自母语,合唱起《国际歌》。之后岁月里,柯列然时常怀着景仰,回忆当时情形,并终生珍藏那张宴会席位卡。

  柯芝兰不幸殉职

  当天夜晚,柯列然与大部分战友一起,携带医疗物资与药品,由海路前往法属印度支那(今越南)海防,后转陆路进入中国境内,经广西入贵州,于十月十六日到达终点——贵阳图云关。

  图云关,是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驻地。柯列然医术精湛,外籍医生中级别最高,月薪三百元;他受聘为五三七医务队长,辗转湖南、湖北、广西等地,进行战地救护。

  由于缺少人手,柯列然写信给妻子,动员她也来中国。一九四一年初,柯芝兰仅凭一张写有“中国红十字会,柯列然”纸条,远赴中国。路经莫斯科时,有人说:“太太,你能去那么远找你丈夫。我倒想看看你丈夫是个什么样的人,值得你冒这样的险,吃这样的苦!”

  这天,柯芝兰乘汽车到达图云关。柯列然迎上前,与她拥抱在一起。这对恩爱夫妻,在炮火硝烟的中国团聚了!柯芝兰一到中国,坚决要求去抗战前线工作。不久,柯列然夫妇派驻第六十五军三八三医务队,并肩战斗在云南蒙自、粤北乐昌等地。

  一九四一年三月,越南的日军突然增至十万多人,大有北犯之势。中国守军原有第一集团军在滇南防卫,这年,重庆又派出第九集团军。滇南筑起三道防线,共驻有九个师近十万人。

  一九四二年春,救护总队往滇南派去第八中队,德国医生贝尔(Dr.Herbert Baer)任中队长;柯列然带领〇三一医务队,服务于驻建水第一集团军第二十师,柯芝兰也是队员之一。

  建水位于滇南前线。相对河口与滇西,建水处于第三道防线,要平静许多。大战打响,前线不断有伤员送来,病房不够用,只好送到寺庙与居民家。就这样,也不能应付所需。于是,柯列然动员士兵,就地取材,用竹子架起病室,搭起竹床篾桌,建成一所竹制医院。

  药品总是紧缺,柯列然决定能代用的代用,可配制的配制。器材也尽力维修,设法自造。医护人员稀缺,柯列然经常给培训班上课,指导治疗与手术。

  一次疥疮大流行,柯列然试用硫磺与石灰制成溶液,装在大桶里,士兵们脱个精光,用绑着布条的擦把,蘸着溶液浑身上下刷一遍,又煮沸衣物杜绝传播渠道。大约两个星期后,疥疮彻底根除。“柯大夫方法”在部队迅速推广,治愈四万多人。

  起初,伤兵们的目光好奇地跟着柯芝兰,却不跟她说话。慢慢地,见柯芝兰微笑总挂在脸上,便也笑了,换药打针时,都抢着要柯芝兰。有个小兵才十六岁,因营养不良浮肿厉害,脚都穿不进草鞋。柯芝兰给小兵洗脸,他脱口喊了一声:“妈妈!”柯芝兰抚摸他的头,说:“孩子,你就是我的孩子。”

  一九四四年初,云南伤寒流行。柯列然夫妇在医院为军人诊治,还到居民家中看病。这期间,夫妇俩感染上伤寒后的回归热。柯列然病愈后,又日夜守护妻子床边。

  柯芝兰却不见好转,终因心力衰竭于三月十四日去世,年仅三十九岁。如同送别战死沙场的英雄一般,第二十师官兵庄严地为她设置灵堂,用花圈装点灵柩,遗像两边有一副挽联:“淋惠遽云亡,南国同声失慈母;伤残未尽起,西方何处觅美人。”

  柯芝兰安葬在建水城北门外普庵寺附近,长眠在中国土地上。血雨腥风共同战斗,倏忽之间生死相隔。妻子去世第三天,柯列然衣服上掉了一颗钮扣,自己拿起针线时,伤心地哭了。

  战地紧张救护,柯列然再也无暇哀痛。有一次,柯列然在做手术,敌机飞来,助手跑了。可是,医生不能丢下开刀的病人走开。当时,他想:要轰炸的话,我与病人一起炸死算了。双手有点颤抖,他还是坚持下去。幸运的是,敌机没有扔炸弹,嗡嗡地从头顶飞过了。

  上海再见宋庆龄

  日本投降两个月后,柯列然告别医疗队,被中国红十字总会授予“特别会员”荣衔。一九四六年四月,他加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任职河南郑州办事处。

  在郑州,柯列然结识一位中国姑娘。赵婧璞,一九二〇年出生于河南开封一个贫民家庭,幼年父兄病亡,与母亲相依为命。抗战时期,她曾在河南后方重伤医院接受培训,后考入湖南湘雅医学院附属高级护士学校。

  第一次见面,是在郑州红十字医院李院长家中午餐。柯列然一听赵婧璞名字,立刻记起是医院唯一护士。柯列然不停地抽着烟斗,与李院长交谈,不时夹杂德语词汇,让赵婧璞颇感刺耳,误以为“来了一个希特勒分子”。

  一九四六年初夏,河南霍乱流行。柯列然组织防疫队,到各地医院增设霍乱病房,去收容所为难民治病打针。每次从外地回来,他总是显得疲乏与憔悴。渐渐地,柯列然的诚实善良、谦虚乐观,使赵婧璞由偏见转为爱慕。

  不久,赵婧璞肺结核病复发,柯列然匆忙赶到住处,埋怨不及时通知他。次日早晨,他送来一大包食品,瓶瓶罐罐堆满一桌子,又支付路费请医院工友接来赵母。之后,柯列然时常过来探望。

  柯列然偶然聊起饺子,“用面粉包碎肉的饭”。第二天,柯列然买来肉,母女俩忙着和面、剁馅、包饺子,当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桌时,他竟搓起双手,笑得像孩子般地说:“呵,多么好吃呀!”

  这年圣诞节,大雪纷飞,一间简陋房屋热闹非凡。柯列然与赵婧璞,举行了一场半新半旧、半中半洋、中西结合的婚礼。婚后,柯列然赴花园口黄河复归故道工地工作,偕夫人柯婧璞(Nely Clejan婚后改现名)前往,算是蜜月旅行了。

  柯列然珍藏的宋庆龄亲笔签名。资料图

  一九四七年底,内战全面爆发。十二月四日下午,柯烈然夫妇来到上海新亚饭店出席酒会。柯婧璞拿着酒杯,突听丈夫说:“您好吗?我真高兴又见到您。”

  柯婧璞抬头一看,真是惊喜!虽然没有见过面,却一下子认出了她,不由地伸出手来:“孙夫人!您好吗?”柯列然介绍说:“这是我妻子。”宋庆龄握住柯婧璞的手,和蔼地说:“你好,你好。”

  看宋庆龄精神饱满,一点儿也不像近六十岁的人。柯列然激动地说:“我常常高兴地回忆起,我刚到中国会见您的情形……那是第一次见到您。”“那是一九……”宋庆龄思索着。

  “是一九三九年,在您家中……现在我还有那上面有我名字的的..小女孩..。”柯列然一边说一边比画,宋庆龄期待地倾听着。“那是他应邀到您府上做客,至今还保存那张席位卡,用通草纸剪的‘小姑娘’。”柯婧璞补充道。

  宋庆龄笑了: “那已过七、八年,你还保存做纪念吗?”“是的,那是很宝贵纪念品。更高兴的是,今天又有机会见到您。我们回国后,永远也不会忘记您。”

  “中国人民同样也不会忘记,所有志愿帮助我们的同志。以后有机会,请你们再来中国访问。”“谢谢您,若有机会再来中国,一定来拜望您。若是可以的话,”柯列然掏出小笔记本: “请您给我签个名好吗?”

  “好,好。”宋庆龄在小本子上签了名。柯列然道了谢,握手告别后,又在签名下方,写上日期、地点,才把笔记本放进口袋。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柯列然墓在上海宋庆龄陵园落成,站立者为柯婧璞。资料图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六日,柯婧璞泣别母亲,随丈夫登上“飞云号”轮船,远赴罗马尼亚。同年八月起,柯列然先后担任罗马尼亚内务部卫生司司长、国家监察署署长等职。一九五五年,柯列然入职布加勒斯特市第十皮肤病医院,任副院长,直至一九七〇年退休。

  柯烈然辞世后,柯婧璞叶落归根。二〇〇八年十二月,柯列然骨灰安葬上海宋庆龄陵园。

  (图片由上海宋庆龄陵园提供)


关注大公网《晨读香江》公众号

责任编辑:陈旭 chenxu

热闻

  • 图片

大公出品

大公视觉

大公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