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料历史】从孔雀裘说到“闭关锁国”

  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孔雀羽串珠彩绣云龙纹吉服袍”。作者供图

  文|姜舜源

  清代中国是“闭关锁国”,“以天朝自居”,“夜郎自大”;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诸如此类,一经范文澜等前辈权威学者提出,似成“不刊之论”。实际上,随着史料不断发现及研究深入,假使范先生如今健在,他也会修正自己的见解。笔者不认同清朝特别是清中期以后的对外政策,但可以肯定的是,整个清代基本不是以“闭关锁国”为国策。本文透过《红楼梦》描述的俄罗斯入口孔雀裘,联系到乾隆孔雀羽朝袍等,以当时服饰时尚及文献资料,揭示清中期正常情况下,中外联系的历史真相。

  康熙皇帝面对彼得大帝统治下的沙皇俄国侵占中国东北领土,进行两次收复失地的“雅克萨之战”,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接着三次“御驾亲征”漠北,平定沙俄支持的蒙古准部葛尔丹叛乱,那是瞪大眼睛看世界;康熙诸皇子,除满语、汉语、蒙古语外,有的还会英文、俄文;康雍乾时代宫中有大批外国人,康熙皇子允褆与葡国人徐日升开玩笑剃胡子,康熙帝批评他不懂事(康熙《庭训格言》)。

  清朝“以天朝自居”的对象,是在当时认定的“天下”范围内。“天下”包括全国和各附属国,此间中国人不存在“夜郎自大”问题。而西方各国属于“泰西”(泰,大;泰西,“大西洋”即其遗意),不在“天下”范围内。康雍乾三代不是不了解世界,而是了解不够,因而没有及时调整政策、采取措施,以应对西方发生的巨大变革。历史对此应“问责”的,特别是在位六十四年的乾隆皇帝。乾隆时期确定“粤海”“一口通商”的政策,出发点在规管外贸,而非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及至道光时期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关键是不能“知己知彼”,朝廷上下不知所措,因而该败的败、不该败的也败。此时采取的对策与其说“闭关锁国”,不如说是把头埋进沙里的“鸵鸟政策”,此后直至五四时期,更多的是“妄自菲薄”,根本不是什么“夜郎自大”。“保护贸易自由”,只是西方发动侵华战争的幌子;自认“闭关锁国”,是无意中上了他们的当。

  国家博物馆藏清人绘《大观园图》局部。作者供图

  公卿之家时尚“洋货”

  《红楼梦》第五十二回“勇晴雯病补孔雀裘”,反映了乾隆时期公卿之家喜欢“洋货”的时代风尚。贾母收到两件羽毛做成的高档时装。一件是以野鸭面部两颊周围皮毛制作的“凫靥裘”,赏给美女薛宝琴。一件是以孔雀羽毛织成的氅衣“孔雀裘”,赏给爱孙贾宝玉。贾母特别解释说:“这叫做‘雀金泥’,这是俄罗斯国拿孔雀毛拈了线织的。”宝玉披着这件“孔雀裘”不小心被炭炉溅出的火星烧了一个洞,先是让人拿到市面上,想找“能干织补匠人织上”,但“都不认得这是什么,都不敢揽”。于是正在感冒发高烧中的婢女晴雯,带病连夜织补:“晴雯先将里子拆开,用茶杯口大小一个竹弓,钉绷在背面,再将破口四边用金刀刮得散松松的,然后用针缝了两条,分出经纬,亦如界线之法,先界出地子来,后依本纹,来回织补。补两针,又看看;织补不上三五针,便伏在枕上歇一会。”

  清道光时期著名人物画画家费丹旭所绘《红楼十二钗册》之“黛玉葬花”。作者供图

  单是这一回,宝玉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洋货就不少。例如鼻烟壶,“麝月果真去取了一个金镶双金星玻璃小扁盒儿来,递给宝玉。宝玉便揭开盒盖,里面是个西洋珐琅的黄发赤身女子,两胁又有肉翅,里面盛着些真正上等洋烟。”这是个金地包镶俗称“金星石”玻璃的囊匣,囊匣里是有小天使图案的洋珐琅鼻烟壶。

  清道光时期著名人物画画家费丹旭所绘《红楼十二钗册》之“史湘云醉卧芍药圃”。作者供图

  薛宝琴的父亲是经常跑“海口”(海关)的商人,“我八岁的时节,跟我父亲到西海沿上买洋货。”这父女还结识了“真真国的女孩子,才十五岁,那脸面就和那西洋画上的美人一样,也披着黄头发”,此女“通中国的诗书,会讲五经,能做诗填词。因此,我父亲央烦了一位通官烦她写了一张字,就写她做的诗。”这时宝琴就拿出当日所书诗篇来炫耀,结果众人听了,都道:“难为她,竟比我们中国人还强。”连大观园女儿国的小姐们对外国人都有如此认识,你说当时中国人“夜郎自大”吗?“闭关锁国”吗?

  国家博物馆藏清人绘《大观园图》局部。作者供图

  但是,中国人“崇洋”,往往“土洋结合”。因为中国历史悠久,一面引进,一面在自己历史文化里找依据,与“夜郎自大”两回事。比如孔雀裘,在南北朝时就有,《齐书》记载:文帝制孔雀毛裘;文惠太子性奢侈,制珍玩之物,织孔雀毛为裘,光采金翠,过于雉头远矣。(〔宋〕李昉《太平御览》卷六九四)一九五七年北京明代定陵考古发掘,出土万历皇帝龙袍中,也有几件是用孔雀羽线织绣龙纹的。

  孔雀羽朝袍和凫靥裘褂

  《红楼梦》此回描写,说明孔雀、凫雁羽衣是乾隆时期服装时尚。而这种时尚也进入了宫廷。如果说《红楼梦》中官宦之家孔雀裘,是原装俄罗斯进口服装,那么作为皇家御用服饰,则需要内府加工制作。

  不管是皇帝朝服“九龙十二章”,还是亲王“七龙”,与官僚或者民间都不同。更重要的是,皇帝或皇室成员的服装不但是“量身订制”,而且是“量身订织”,织出的袍料已经是成衣前后、两袖、领口俱备,而不是一般的一幅面料而已。这就需要在面料纺织的时候,就严格依据服用者身材尺寸进行。比如六岁的小皇帝,与身材高大的成年皇帝一样,都是完完整整的九条龙。

  “乾隆孔雀羽串珠彩绣云龙纹吉服袍”局部特写。作者供图

  这件文物是一九五八年收购入藏故宫博物院的,现定名为“孔雀羽串珠彩绣云龙纹吉服袍”,是清代专供皇家御用服装的“江南三织造”之一的“苏州织造”的“苏绣”杰作,为乾隆时期作品,可以肯定是皇家御用品。此袍身长一百四十三厘米,两袖通长二百一十六厘米,胸围一百三十四厘米,下摆长一百二十四厘米,袖口宽十八厘米。为圆领、大襟、右衽、马蹄袖端、左右两开裾、直身式袍。袍身共绣有九条五爪正龙和行龙,其中前胸、后背、两肩各绣一条正龙,前、后、底襟及里襟共绣行龙五条,龙与龙之间点缀“暗八仙”、“杂宝”、“三多”、“多福”、“多寿”,最下方是五彩云朵、蝙蝠、寿山、福海等吉祥图案。

  它虽有五爪九龙,但并无皇帝才有的“十二章”(从《尚书》记载帝尧开始的天子服装十二种纹饰:日、月、星、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以及“两开裾”(袍装下半部分“裳”的两侧开裾),而不是皇帝的“四开裾”(“裳”两侧、前后均开裾)等制式特征,所以推测是亲王等出席庆典活动时穿着的吉服袍,又称“蟒袍”。但它在形式、工艺、材质、纹饰诸方面都匠心独运、巧夺天工,极其尊贵,显然不是一般王子所得服用,也不可能大批量生产,因此笔者比较赞同是乾隆皇帝弘历作皇子“宝亲王”时服用。因为弘历虽也是普通皇子,但其太子身份自雍正帝即位后即呼之欲出;而乾隆时皇位继承人一直处于保密状态,乾隆帝不会给予某人特殊待遇,哪位皇子也不会凸出自己惹火烧身。

  此蟒袍整体以“七枚三飞”蓝色素缎作原料,使用米珠、珊瑚珠、孔雀羽线、捻金线、捻银线、龙抱柱线、五彩绒线等高档绣料,进行不露缎地的“满绣”工艺。在所绣各种图案之间,以孔雀羽线盘钉“铺翠”,形成孔雀羽基调。孔雀羽线的捻制,是将直径约零点三毫米的孔雀羽的羽小枝,捻在直径约零点二毫米的丝线芯上。捻制时不能将丝芯完全包住,以免捻好的线变硬;既要捻得细而均匀,又不得伤及羽毛。精工细作,真的是“工匠精神”。

  故宫博物院也藏有一件类似贾母赏薛宝琴的“凫靥裘褂”。这件长褂为圆领、对矜、平袖、后开裾,身长一百四十五点五厘米、两袖通长二百二十三厘米、袖口宽三十厘米、胸宽七十七点五厘米、下摆宽一百二十一厘米、后裾长六十四点四厘米。凫靥,凫的脸;裘,裘皮;凫靥裘,凫脸部的皮毛。这件服装的面料,是用长九点五、宽六点二厘米的凫靥裘,一块压一块拼缝而成,共计约七百二十块。此衣装从不同角度看,会闪现蓝绿、深紫等不同色泽,光彩明媚。它的性质类似皮草,毋须纺织过程,故其工艺复杂程度远低于孔雀羽朝袍。此物是一九六〇年代收购征集的,经鉴定也是清代乾隆时期作品。

  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所携英王送给乾隆帝的礼物之一自来火枪。作者供图

  一口通商非“闭关锁国”

  实际上洋货是当时富贵人家和皇家高档消费品。清宫钟表、药材、香料等进口商品多得很。那时不但进口商品,更引进科学技术。最典型如现存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镇馆之宝──北京古观象台“八大天文仪器”:玑衡抚辰仪、纪限仪、黄道经纬仪、地平经纬仪、地平经仪、赤道经纬仪、天体仪、象限仪,据北京天文馆专家研究,采用的基本上属于西方天文学原理,由康熙时期供职清廷的比利时人南怀仁等设计制造。

  大量外国商品进口国内,大量丝绸、茶叶、瓷器等中国货出口国外,那么当时到底是否“闭关锁国”?这是一个涉及清代外贸乃至中外关系史的复杂课题。汉代特别是唐宋以来,中国总的来说一直是外贸大国,这就是如今“一带一路”战略的历史依据。到了清朝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年),确立粤、闽、浙、江“四口通商”,实行接近近代海关制度的管理。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内地史学界主流观点认为,清代实行的是“闭关锁国”政策,其最有力证据就是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年),确立的广州口岸“一口通商”政策。

  但是近年历史研究揭示,粤海关收入相当于其他三关总和,其他三关业务有限;特别是粤海广州十三行管理制度完善,中国在对外贸易中长期处于出超地位,白银的流入充实了清政府国库,增加财政收入;还有清廷部署解决西北边患平定准噶尔战争等国家安全方面考虑,最终促使乾隆帝做出“一口通商”决定。经济史研究显示,本身基本不产白银的中国,至鸦片战争前,世界上约百分之八十的白银却在中国;仅东印度公司一六三五至一七六二年,输入中国白银就达六百一十万多两(钱江《十六至十八世纪国际间白银流动及其输入中国之考察》)。这未尝不可作为检验当时外贸政策成败的一个参照。外贸是政治问题,更是经济问题,必须从经济规律角度考察。“一口通商”不能与“闭关锁国”画等号。

  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所携英王送给乾隆帝礼物之一火枪。作者供图

  历史悲剧不在“夜郎自大”

  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主动的一方往往是先进、发达的一方。汉代开辟丝绸之路、唐代陆上丝路繁荣,宋、元、明、清中前期海上丝路繁荣,都是这样。当中国步入灾难、落后的近代,已失去对外交流的高地,“闭关锁国”企图自保,确实是一股强大潮流。如今美国等西方国家出现内敛、收缩的主张,“把自己关入黑屋子”,与此类似。

  笔者认为,就个人才质来说,乾隆帝是一位传统文人士大夫式的皇帝。他与祖父康熙帝的重要区别在于,他好比特别偏重文科的学生,而康熙帝是文理并重的学生。但这不代表他决策时保守。例如他继位之初,就安排朝臣就是否“废科举”展开论证。最后的结论是,科举不是选拔人才的最好途径,但比较而言是可行而且相对公平的制度。“戊戌变法”提出“废科举”,是此后一百五十年的事情。以乾隆帝自信心爆棚的性格,根本无意采取“闭关锁国”政策。

  与“夜郎自大”恰恰相反,乾隆帝对外国事务颇能见微知著。通过“英吉利国进自鸣钟二座”一事,由英国的自鸣钟制造技术水平,察觉到英国等西方国家科技发展情况,而为当时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深以为忧。为此做出系列安排,二、三十年间,反覆命令沿海各地总督、巡抚及早筹办海防,“谕旨前后凡(共计)二十余道”(何绍基《高宗政要》)。因此笔者认为,在“数千年未有之变”(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的关键时刻,以乾隆皇帝为代表的清朝当政者,不是没有“睁眼看世界”,而是危机意识不够,未能切实采取对策。以此时中国、英国同时展开的《四库全书》(一七七二至一七八一年修成)、《不列颠百科全书》(一七六八至一七七一出版)工程为例。《不列颠百科全书》以为学术和启蒙服务为宗旨,开了近代科学思想和科学技术发展先声,而《四库全书》依然在总结整理中华传统文化,未能指出中国未来前进方向。而这自然也与乾隆帝这位“乾纲独断”而且特别偏重文科的学生密不可分。

  (作者为中国历史文化学者、北京市档案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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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旭 chen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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