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料历史】图云关——青山碧水记友谊

  抗战时期,时任图云关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总队长林可胜博士(新加坡华侨)领导国际援华医疗队投身救国事业。作者供图

  文|何雁

  细雨夹带桂花的芳香, 我第一次来到贵阳。

  贵阳地名中,称“关”者众多。图云关地处城南,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为东出湘桂咽喉要隘, 人称“黔南首关”。

  关在山坳之上, 峰峦起伏, 树木葱笼。一首小号独奏《思念曲》悠扬深远, 拉开“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暨国际援华医疗纪念活动”序幕。那天是二〇 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上午, 中外医护人员后裔相聚一起, 追思先辈。我作为中国对外友协陪同也出席了。

  七十年前,图云关是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驻地,三千多名医护人员穿梭炮火之中,共完成手术十二万台,医治军民六百余万人。其中,欧洲各国近三十名医生,组成国际援华医疗队,辗转万里来到贵阳,与中国医护人员并肩作战,谱写了不朽篇章。

  缅怀先辈事迹

  他们为何而来?抱有什么信念?德国医生孟乐克(Dr. Erich Mamlok)儿子罗伯特(Dr. Robert Mamlok)认为:“与法西斯主义作斗争,是父辈生命中最精彩部分。

  德国医生孟乐克儿子罗伯特,在纪念活动上致辞。作者供图

  正如波兰医生傅拉都(Dr.Szmuel-Moysze Flato)所说,为我们共同的自由而奋斗。父亲孟乐克医生说,反法西斯斗争给他一个明确目的。活着远远不够,老鼠活着,人类则需要为更多事业而努力奋斗。

  “波兰医生戎格曼(Dr. Wolf Jungermann)来了,他写道:我们带着这辈子少有的冲劲与目标去工作。德国医生顾泰尔(Dr. Carl Coutelle)也来了,他写道: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一部分。通过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可以阻止法西斯蔓延,使我们重回家园,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

  “父亲战友、罗马尼亚医生柯列然(Dr. Bucur Clejan),引用爱玛·拉扎露丝(Emma Lazarus)诗句说道:直到所有人民都解放了,我们自己才解放。同样,带着这种世界观,他的妻子柯芝兰(Gisela)、英国医生高田宜(Dr. Barbara Courtney),以及奥地利医生王道(Dr.Teddy Wantoch),都在中国献出了宝贵生命。”

  历史,从未消失在时间长河之中。这里,外方后裔十个家庭三十人,中方后裔十四个家庭三十二人,五湖四海,汇聚一堂。罗伯特·孟乐克、时任救护总队长林可胜(Dr. Robert Lim)孙女罗宾·拉姆斯登(Robin Lim Lumsden)、外孙女维维安·弗朗西斯·威特尔(Vivien Frances Whittal),一起为新立纪念碑揭幕。

  林可胜后人。左起:曾外孙女卡罗琳(Caroline Whittal)、外孙女维维安·弗朗西斯·威特尔、孙女罗宾· 拉姆斯登、曾外孙罗伯特(Robert Lumsden)。何雁摄

  “在图云关,与祖父战友后裔们一起,怀念先辈,回忆往事,意义非凡。”林可胜孙女罗宾来自牙买加,她希望更多人了解祖父。外孙女维维安从英国赶来:“为了世界和平,中外医护人员做出很大牺牲。如果没有他们,成千上万人会死去。我们不应该忘记那段历史!”

  一九三九年冬,德国医生白乐夫(Dr. Rolf Becker)、奥地利医生严斐德(Dr. Friedrich Jensen)与捷克医生纪瑞德(Dr. Bedrich Kisch),响应英国医药援华会号召,作为第一批志愿者来到图云关。林可胜接见他们,讨论军医问题,一直谈到深夜。

  “林可胜为人谦逊,说话不慌不忙,带有悦耳苏格兰口音,轻而易举地以权威身份,成为这场讨论的主角。这位出生新加坡的华人身上,有些品质极具魅力。他就读苏格兰一所名牌学校与爱丁堡大学,曾作为廓尔喀团军医在法国服役两年,还在东方第一流医学院担任生理学教授。

  “林可胜是不受正统思想束缚的人。国民党的说教,他并不十分放在心上。他甚至批准把救护车队派到有共产党部队作战前线。”新西兰友人詹姆斯·贝特兰(James Bertram)《中国红十字会》一文中记叙。

  美国记者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中国的战歌》一书描绘:“敌机对准我们飞来时,我们才找地方隐蔽。林博士一直不停地说,如果为空袭而停步,中国就会一事无成。这位个子不高的医生,战前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绅士,已经变得像钢铁一般强硬。如果他曾感到恐惧,对于被征服、被奴役的更大恐惧,已经克服了先前恐惧。国家的辛酸与苦难,他尝得太多了。”

  日军威逼利诱之下,无法拉拢林可胜为侵略中国服务,竟到新加坡将其妻女处死、逼迫其父出卖灵魂。林可胜把家庭悲剧置于脑后,全身心投入战场救护。中国远征军赴缅战斗,情景之惨烈非常人可以忍受,他却一直随军坚持到最后。

  “祖父经历了残酷战争年代。第一任妻子战时去世,这对他来说是个打击。战后,他远赴美国,专心学术研究。我想,这可以减轻他的痛苦,也是他最擅长的事。”一只蜜蜂飞来,停在罗宾手上,“或许是我祖父来了。”她笑着说。

  追忆峥嵘岁月

  救护总队宿舍十分简陋,星罗棋布在山坡之间。茅草搭成屋顶,竹片编成墙板,黄泥石灰糊住缝隙。贵阳雨水多,房屋既不防水,又不防寒。如遇几日下雨不停,山沟水便会倒灌进来。

  奥地利医生富华德(Dr. Walter Freudmann)描述:“离路远一点的山谷,有一排看不到头的简陋棚子,那就是为全中国建立起来的样板医院。……每个棚里住着六十个病人,一个挨一个,中间没留一点地方。床是粗木板做的,放在还带着树皮的圆木柱上。每个病人有一套被褥,没有床单。护理人员不足,正在护理病人的,一个也没看到。病人都是自己在那儿呆着。屋里光线阴暗,毫无修饰,完全不是我们欧洲人想像的大病房。”

  武汉失守后,湖南、鄂西、江西一带成为前线,战事十分紧急。这些外籍医生再也无法忍受在后方医院工作,提出“为赴前线而斗争”。国际援华医疗队负责人傅拉都启程赴湖南,医疗队途中过渡船的照片,就是当年情景写照。

  克里斯蒂娜(Krystyna Flato)是傅拉都女儿,定居瑞典。图云关纪念仪式上,她向贵阳市档案馆捐赠一面日军旗帜。另据中国前驻波兰大使馆参赞王砚记述,傅拉都把一面日军“武运长久”旗帜,捐赠中国革命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为中国军队在北尖山战役中缴获。

  欧斯勒医生(Dr. Gabriel Ersler)曾作为国际纵队队员,参加西班牙内战,多次提到傅拉都是一个好人。他说:“傅拉都在西班牙时,是我的顶头上司。有一天,在阿拉贡前线医疗站,清晨四点多,睡梦中听到有人进来,我立刻从床上跳起来,原来是十三旅医疗队长傅拉都。他像天使一样笑开了,他说没事,叫我再去睡觉,等会儿他再来。”

  西班牙内战时,波兰医生戎格曼是林肯营军医,在穆尔西亚医院工作,官阶少尉。从西班牙撤退后,戎格曼前往中国参加抗战。一九四五年,应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请求,他继续留在中国,负责东北及北方医疗援助工作。

  波兰医生戎格曼女儿卡林(中)、女婿理查德(Richard Kleiner)(右)与外孙内森(Nathan Kleiner)(左)一家在图云关纪念碑前。何雁摄

  戎格曼女儿卡林·克莱纳(Karin Kleiner)回忆说:“妈妈当时在中国,妹妹也在中国出生。中国医疗条件落后,他们努力救治伤患,开展传染病防治工作。比如,防止水污染以保证民众健康。父亲医治了许多伤员与难民。我为拥有这样一位父亲而感到自豪。”

  一位来自加拿大的短发女士,个子精瘦,活力十足,她就是波兰医生陶维德(Dr. Victor Taubenfligel)女儿埃瓦(Ewa Taubenfligel)。陶维德医生两个侄子马克(Mark)、亚当(Adam)及侄女阿妮亚(Ania)也赶来参加纪念活动。

  波兰医生陶维德女儿埃瓦(后排右)、两个侄子马克与亚当(前排)、侄女阿妮亚(后排左),在新立纪念碑前合影。何雁摄

  一九四〇年七月,日军占领越南,滇桂边境告急。国民政府派国军第五十师开往靖西县桂越边境布防,因环境恶劣,恶性疟疾流行,士兵患病颇多。幸而,救护总队派来一名医生,他就是波兰人陶维德。

  中方医护人员记述:“他成天工作,不事休息,夜晚也只有五六小时的睡眠,而脸上总是笑呵呵的。对病人不论官兵一视同仁,用热情的手势,表达他对病人的关心。由于陶医生不怕脏、不怕累,态度亲切和蔼,大大带动了我军医护人员,更教育了他们,使他们不再呵斥病兵,病兵也愿意接受治疗。陶医生在三个多月时间里,从这个连到那个连,辛勤地、热情地、精心地治好了上千个病人。”

  露天图片展上,几幅罗马尼亚医生杨固(Dr. David Iancu)照片,勾起两个女儿对父亲的怀念。一九四二年春,杨固在云南抢救病人时,感染斑疹伤寒,高烧两周不退。德国医生贝尔(Dr. Herbert Baer)长途跋涉赶来为他治病,在一名中国女护士精心护理下,杨固身体才得以康复。女儿坦尼亚(Tania Iancu)感叹道:“如果没有他们,父亲也许活不下来,也就没有我们兄妹四人了。”

  埃马努埃尔·克鲁克曼(Emanuel Druckman)来自以色列,是罗马尼亚医生柯列然外甥。在新立纪念碑上,他找到了舅舅与舅妈名字,像孩子一样高兴地雀跃起来。不远处,两个英俊少年被一群中学生包围,忙于埋头签名。原来是德国医生白乐夫孙子哈里(Harry)与马克斯(Max),受到明星般追捧,成为全场一大亮点。

  铭记珍贵友谊

  德国医生孟威廉(Dr. Wilhelm Mann)两个侄女,海伦(Helen Brunner)与路易莎(Louisa Brunner)带来一本回忆录,书名叫《有办法》。对孟威廉来说,当年战乱生活没什么大不了,“总会有办法”,把乐观精神演绎得淋漓尽致。

  孟威廉医生两个侄女。何雁摄

  孟威廉不是国际纵队队员。一九三八年底,德国法西斯大规模搜捕犹太人,他侥幸逃脱,流亡到上海,经友人介绍,决定去救护总队服务。到达图云关后,他被安排到仓库工作,负责药物与化学品分析检验。一九四九年,他入职上海中国科学院,并与一位中国姑娘结了婚。

  孟威廉一个侄女回忆说:“我七岁那年,第一次见到叔叔。最深的印象是,叔叔口袋里,有很多彩色的小鸟羽毛。对于图云关往事,叔叔一开始说得不多,生命最后几年,他才提起这段历史,使这本回忆录得以面世。”

  “文革”伊始,孟威廉受到冲击,应老友顾泰尔医生邀请,回到民主德国,任职柏林洪堡大学。顾泰尔是国际纵队队员。一九三九年秋,他抵达图云关,赴新一军五十师任医疗队长,在云南、贵州、广西、重庆开展救护。一九四三年,他随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抗战胜利后,定居民主德国,先后在洪堡大学、哈雷大学任病理学教授。

  顾泰尔儿子查尔斯(Dr. Charles Coutelle),两抹浓眉,眼镜框下一对深邃眸子,特意从英国伦敦赶来。他表示:“中外医护人员后裔相聚贵阳,一起重温父辈并肩奋战历史,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三十日子查尔斯,在中外医护人员后裔座谈会上发言。作者供图

  甘保中(Prof. Jose Kaneti),可称作“贵阳人”。他出生在图云关,离开中国时,年仅两岁;重回出生地,已年过七旬。父亲甘扬道医生(Dr. Ianto Kaneti)是保加利亚人,母亲张荪芬是中国医护人员。甘扬道于一九三九年来到图云关,曾任第三中队中队长,率队赴前线救护。抗战胜利后,甘扬道携妻儿返回故乡。

  一九八三年,甘扬道夫妇访华前夕,顾泰尔于六月十三日写信给张荪芬,谈起英国女医生高田宜。信中提到,高田宜在政治上受到嫌疑,即国民党当局怀疑与不信任。

  亲爱的荪芬:

  让我立刻回覆你的信吧,可惜的是:我对高田宜讲不出太多东西。她出生于一个英国很好的家庭,但是她并不满足于这种生活方式。更多的事我也不知道,显然她自己过去不愿谈起。

  为寻求改变,她到过印度,在普特里亚一个家庭住了较长一段时间。她接受印度哲学影响,特别受到甘地思想与生活的影响,决定过简朴生活,用医学知识帮助最需要的地方。这样,她决定到中国去,并参加在北方工作的印度医疗机构。

  但是,这些使她在政治上受到嫌疑(十分荒谬)而被困在图云关。她感到十分痛心,她的好意与人道意图受到非难,不准参加医务工作,连阅读医学文献也受到限制。因此,她强烈要求参加一个到广西的医疗队,那里发生了鼠疫。

  她在感冒情况下,匆忙打了防疫针,几小时后得了急性脑膜炎。出现病症不到二十四小时,她就死了,当晚正是一九四二年三月八日国际妇女节前夕。

  我们把她葬在图云关红十字会医院的小墓地里,竖立了一块墓碑,上面刻有她的中英文名字,还种了一棵松树。

  她是一位善良、真挚与诚实的妇女,愿意成为有用的人。她的善良愿望与为人服务的完美条件都被践踏,实在令人痛心。

  亲爱的荪芬与扬道,我祝愿你们在中国旅行顺利、愉快。这个国家与人民,我与我组中每个人一样,都热爱过。请你们回来后给我写信!!!

  时光流转,斗转星移,昔日烽火早已散尽;史海鈎沉,撷取往事,再现英雄伟岸身影。青山碧水,必定铭记这份珍贵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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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旭 chen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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