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楼宇烈:文化“走出去” 先要“走回来”

  楼宇烈先生接受大公网专访。大公网记者杨帆摄

  文|大公网记者 杨帆

  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升温,国学成为“香饽饽”,中国文化“走出去”被津津乐道,北京大学哲学系和宗教学系教授楼宇烈对此始终保持着热肠冷眼。这位著名的国学大师近日在接受大公网专访时表示,以人为本、强调自觉自律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不仅可以医治中国社会的道德滑坡,亦能为人类社会克服物质和科技异化提供药方。不过,他提醒国人,中国文化要想“走出去”,先要“走回来”, 中国人的文化主体意识现在仍未摆脱“失魂落魄”的状态,中国文化恢复自信依然任重而道远。

  在接受采访时,楼宇烈一袭传统中式服装,讲话顿挫有致,声调温润饱满,手势收放舒展,一派从容裕如的儒者风范。深耕国学沃土超过半个世纪的他,今年已届84岁高龄,仍在为传统文化奔忙,著书开课讲学,乐此不疲。

  谈及中国文化“走出去”,楼宇烈直言:“中国文化要想‘走出去’,必须先‘走回来’!”中国人首先要了解和认同自己的传统文化,而很多国人对传统文化理解模糊、片面,甚至妄自菲薄。

  楼宇烈先生在挥毫泼墨。资料图

  不需迎合西方 彼此相互尊重

  现在一些文化交流团出国,总是迎合别国的口味。楼宇烈认为,中国文化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如果加上太多西方的元素,人家反而不太认同。西方恰恰不需要迎合,他们期待的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文化。

  “事实上,世间没有完美的文化,必须承认文化的多样性”,楼宇烈指出,不同的地域环境生长着不同的文化,彼此要相互尊重,不要轻言其他文化是陋习。他说,“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分属自洽系统。它们之间的差异,从根本上讲是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差异,不应轻易判定对与错,高与低,进步与退步。”

  回溯中国传统文化的百年沉浮,两种看法针锋相对,贯穿始终:一边认为中国文化是落后的,主张全盘西化;一边坚持中国文化主体性,不能随便抛弃。

  楼宇烈先生与夫人(左一)品鉴书法。资料图

  继承中华传统 恢复文化自信

  楼宇烈认为,从洋务运动到甲午战争,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中国人对国运衰微的反思检讨,从器物、制度推至文化层面,以西方近现代的文化特征和学科标准来衡量,中国传统文化“一无是处”,文化自信从此一蹶不振......中国传统文化在“文革”浩劫之后亦未得到应有重视。上世纪80年代,纪录片《河殇》鼓吹蓝色海洋文化,摈弃黄色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构建和发展带来新的困惑。

  综观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走的是一条以接纳西方文化为主的道路。楼宇烈将中国人现在的文化主体意识描述为四个字--“失魂落魄”。虽然国人逐渐关注这个问题,但他坦言,总体状况并未改观。

  楼宇烈认为,中国经济的崛起令中西方之间的双重差异“水落石出”,发展阶段的时代性差异缩小,文化类型间的差异凸显,“现在到了必须纠正中国文化认知偏差的时候了”。

  这位国学大师表示,“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者,我们首先要恢复文化的自信。我不太喜欢‘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表述,我更希望这样提:中华文化,世界共享!我们要把中国文化建设好,让世界享受到中国文化的魅力。”

  楼宇烈先生在题词。资料图

  倡以人为本 助克服异化

  “人类先后遭遇两次异化,中国传统文化过去曾经、未来仍可为人类摆脱困境发挥重要作用。”楼宇烈如是说。

  在第一次异化中,人类通过构建造物主的世界,来管理自身的现实世界,协调人与万物的关系,规范人的内心和言行举止。比如西方走向中世纪,听从上帝的旨意,依赖于外来的神主宰人的世界。

  西方神本论 依赖变枷锁

  通达儒释道的楼宇烈认为,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一个外在神或者造物主,以人为本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西方文化突出彼岸世界,而中国文化强调此岸世界。六祖《坛经》有言“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 佛教禅宗强调心即是佛,佛就在你心间,不是佛来度人,而是人自己度自己,自己觉悟了就是佛。中国的圣仙佛都是此岸世界,儒释道殊途同归,均倡导从人的自身做起。

  楼宇烈先生用昆曲唱腔演唱马致远的《天净沙》。资料图

  西方进入近代,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人的理性获得了充分肯定,发挥了巨大能量。其间,中国传统文化经由西方传教士传回西方,推动西方摆脱神本文化的枷锁,高扬起人本文化的大旗。

  而令楼宇烈遗憾的是,没有经历人类第一次异化的中国,近一百多年来,却跟随西方的步伐遭遇人类的第二次异化。随着人类理性的释放、科技的创新,人类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自视人可以主宰一切。人类用理性才智创造先进的科技,无限度地开发改造地球,逐渐异化为物质、机器、信息的奴隶。为了物质,为了资源,为了财富,人类之间不惜相互戕害残杀。

  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社会对人类第二次异化开始反思。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自然环境的恶化,社会矛盾的加剧,西方世界掀起了两股潮流:一是向传统文化回归,一是向东方文化汲取智慧。

  向万物学习 重自觉自律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楼宇烈引用《中庸》的名句指出,“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天人合一’、‘天人合德’。人类要向天地万物学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因势利导,而不是征服自然,随意改造主宰。”

  “人类既不能做神的奴隶,也不能做物的婢女” ,楼教授说,人不能丢失掉主体性,人不能由假设出来的造物主来管理。同时,人不能随意改变万物自身的发展规律,造成人与生存环境严重的冲突。碰到问题时,人类应反躬自问,反身而诚,反求诸己。

  因此,在这位国学大师看来,坚持以人为本,强调自觉自律,重视内心约束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有助于解决中国社会的道德滑坡问题,而且对整个人类社会反对自我异化具有现实意义。“如果中国能够重振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那么对于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都将是一项重要贡献。”

  港民俗文化 展传统魅力

  楼宇烈曾多次到访香港。在他印象中,香港是一处东西方文化融合的所在:一方面作为曾经的殖民地,它宣扬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它背靠祖国,承继传统文化。他说:“香港比较尊重中国本土文化这一面,我们以前讲得不够。”

  楼宇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根植于香港的民俗文化中,让并行的西方文化不得不尊重,而且长期下去,可能会吸收融化西方文化,成为香港传统文化中的组成部分。这在客观上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原生力量和魅力。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更应该树立中国文化自信。

  谈及现在备受关注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位国学大师表示,“香港民众如果能在家门口领略伟大的传统文化,多好!”当然,这需要因缘和条件。他建议,“如果有的香港民众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内地可以到香港多办些展览。”

  楼宇烈相信,“如能把上世纪70年代以来内地地下考古发掘出来的文物,一批一批拿到香港展览,哪怕一个月在香港办一次展,三年办36项展览,绰绰有余。香港民众一定会感受到我们传统文化的魅力。展览办多了,香港民众可能就会希望有个长期展览的地方,就像故宫文化博物院,来领略祖国的历史文化,那样就水到渠成了。”

  【传统文化问与答】

  记者:中国传统文化没有糟粕吗?

  楼宇烈:今天看待传统文化问题,为什么总要找它的毛病呢?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应挖掘对今天有启发的东西,来指导解决问题,而不是一天到晚讨伐它不好的东西,一天到晚沉陷在罪恶感之中,让自己老是抬不起头来。

  记者:中国传统文化能包治百病吗?

  楼宇烈:其实不用包治百病,只要把根本的病因治好了,其他方面即使有问题,也不会很大。荀子说“君子治治,非治乱也”,《黄帝内经》提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中国传统文化不在于治标,强调自觉自律,却能治根本的病。

  记者:中国文化未来发展如何兼收并蓄?

  楼宇烈:中国文化可以借鉴吸收外来的文化,但前提是保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意识,根植在传统基础之上。否则,就会生搬硬套,跟着别人走,以致迷失自我。

  楼宇烈先生每周三携夫人到北京大学义务传习昆曲。图为师生合影。

  【人物侧记】传授昆曲 由艺臻道

  春寒乍暖,雪霁初晴。循着清扬的笛声,记者来到北京大学“老化学楼”二层,推开一间屋门,柔婉的唱腔带着温度扑面而来,十几人围坐在椭圆形桌旁,在楼教授的引领下,吟唱昆曲“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

  先后担任“北京昆曲研习社”主委和名誉主委的楼教授,于2002年成立“北京大学京昆古琴研究所”,创办了“国艺苑”,传授昆曲、古琴等传统艺术。只要没有特殊情况,每周三下午,楼教授都会携夫人来到北京大学义务教昆曲。

  是日乃寒假之后的第一堂昆曲课。从《牡丹亭·游园》、《玉簪记·琴挑》到《长生殿·惊变》,楼宇烈择曲选段,带着大家一唱三叹,在桌上打着节拍,手指轻拢慢捻,彷佛碰触的不是桌面,而是琴弦。

  听课的人中,有楼教授带的研究生,有校外的昆曲爱好者,还有几位是慕名而来第一次上课。练唱间隙,一位旁听者推门进来,向楼教授打招呼说,“刚刚回京,从高铁站直接赶来,没听到笛声,还以为不开课了呢。”

  大多数学生的面前都摆放着一套昆曲《谷音曲谱》。一位中年听课者告诉记者:“这些是楼老师编辑的。”她说,自己每周三都来这里跟楼教授学曲,现在已成昆曲迷,深感传统文化的魅力。

  十余载倏然而过,从花甲到耄耋,楼教授心笃如初。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绝不只是书斋里的死学问,而要根植于寻常生活中。“以道统艺,由艺臻道”,中国传统艺术蕴涵着人文精神,中国人可通过艺术最终实现自我精神的提升。

  楼宇烈先生开怀一刻。资料图

  【人物名片】通达儒释道 84岁仍讲课

  楼宇烈,浙江省嵊县人,1934年生于杭州。1960年自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北京大学京昆古琴研究所所长。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全国宗教学会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孔子基金会理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等。

  主要论著有《玄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儒家修养论今说》、《中国儒学的历史演变与未来展望》、《佛学与近代中国哲学》、《王弼集校释》、《温故知新——中国哲学研究论文集》、《中国的品格》、《佛教与中国文化》、《十三堂国学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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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旭 chen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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