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救赎之路

2013-03-01 10:54  来源:瞭望·中国总第19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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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工的充分生长和壮大,才能最终发展成为阶级,并以整个阶级的力量来参与公共事务,推动国家的立法和国家的公共政策。■笑蜀/文

  城乡隔离,

  让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

  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之后,成建制的产业工人队伍就解体了。所谓工人阶级,在中国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徒供凭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今天已经沦落为城市贫民,即沦落到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有如断流的黄河,一夜之间,在漫天黄沙中消失得干干净净。

  继之而起的是所谓农民工群体。所谓农民工还有个官方头衔,叫外来务工人员,明白无误地界定了其与产业工人的一个重要的分别,即,跟属于市民一部分的产业工人不同,所谓农民工都是外来者,都是暂住者,跟城市、跟社区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联系。非市民性,进而非公民性,是其重要的社会属性。

  一方面城市需要农民工。不只制造业,城市的服务业,尤其是整个低端服务业,都离不开农民工。因为多年国有体制的娇宠,市民阶层已经很大程度上贵族化了,很多服务行业的脏活累活苦活,没多少市民愿意干,只好大规模引入农民工,离开了农民工的廉价服务,城市的服务业尤其整个低端服务业都可能瘫痪。但是另一方面,城市大门几乎对农民工完全关闭。对农民工的歧视性待遇,实际上等于把城乡隔离的藩篱,从城乡之间整个地移植到了城市之中。

  这人为地加剧了市民与农民工的对立与冲突。过去的城乡隔离虽然更残忍,但在当时反而容易接受,毕竟城乡距离遥远,对城乡不平等的感受是间接和模糊的;同时也因为强大的政治和社会控制,人们不得不接受。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的农民工与城市零距离,随时随地感受到城乡不平等的直接冲击;加之权利意识的充分普及,使他们对城乡不平等天然敏感,因而燃点更低。今天的农民工往往是天然的平等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往往是现存秩序尤其城乡隔离天然的抗议者。

  农民工的这种思想光谱,不可能不引起维稳体制的高度紧张和过激反应。维稳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对于农民工的严防死守。这主要表现为所谓流动人口管理制度。农民工则是所谓流动人口的主体,是管控的主要对象。这种管控譬如集中居住,半军事化管理,北京市尤其极端,甚至对所谓外来人口倒挂村实行封闭式管理,并作为模式在全市推广;譬如从房屋租赁到计划生育的一系列歧视性规定;最具隐喻意义的则是出租屋。定期不定期地集中清查所谓出租屋,是城市当局的保留节目,每当这样的节目上演,警察都会神勇地随意闯入农民工居住的出租屋盘查,出租屋几乎毫无尊严可言。出租屋的这种卑贱地位,正是农民工的社会地位的真实写照。

  所有管控措施中,最重要的管控,是剥夺农民工自组织的权利。诚然,自组织不只是农民工的忌讳,也是整个民间社会的忌讳。但必须承认,这忌讳对不同的群体,其弹性是大不一样的。对上流社会尤其对工商阶层,弹性往往较大。各种商会,以及工商界形形色色的读书会、俱乐部等自组织,多为当局所容忍。但对底层尤其农民工,则没有任何弹性可言,属于零容忍,露头就打。

  不许农民工自组织的不只是公权力,还往往包括资方。媒体披露,某大型民企招聘,往往会尽量少招来自同一地域的工人,即便招进来了,也会在人事安排中刻意把他们拆开。哪怕同一宿舍的工人,也尽量错开他们上下班的时间,让他们没多少机会同处,让他们一直咫尺天涯。

  产业工人不只是生产者,更是社会人,拥有完整的社会权利,包括市民权利,公民权利等等。但如前所述,这些正好是农民工所最短缺的。即农民工仅仅被定位为生产者,而不是社会人,他们作为社会人的权利,是被有意无意忽视的。社会权利的缺位,使得他们不可能

  发展出产业工人所具有的丰富的社会关系。缺乏丰富的社会关系,他们也就不可能像产业工人那样横向联合,不可能像产业工人那样组织起来。

  这导致的最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后果,是农民工的原子化生存。即它不仅将农民工与城市隔离开来,将农民工跟市民隔离开来;更可怕的是,它把农民工跟农民工隔离开来。即农民工即便在农民工群体中,也仍然是孤立的无助的,他们不可能彼此发现,不可能交流、沟通、对话、讨论。也就不可能像产业工人那样发展阶级意识,不可能最终形成为阶级,以阶级的力量来集体行动。

  所以,农民工的问题不仅在于收入微薄导致的积贫,更大问题在于组织力缺乏导致的积弱。2.31亿农民工,本质上不过是2.31亿流民或者说游民。

关键字: 农民工 救赎之路
责任编辑: 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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