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击真实的黑非洲

2013-04-01 16:07:11  来源:瞭望·中国总第200期


 

  ■丁东/文

  毛泽东晚年,把中国定位为第三世界,把第三世界国家当成世界革命的希望所在。但中国高层对非洲的真实状况其实并不了解。1982年国务院总理要访问非洲。外交部派薛谋洪率一个学术研究小组,到非洲数国先期考察,给中央领导提供信息。杨荣甲参与其中。五个月的时间,他们驱车上万公里,足迹深入城市和乡村,既接触了官员,也接触了百姓,实实在在地接到黑非洲的地气。回国后,杨荣甲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个内部报告《对(黑)非洲社会及革命等问题的看法》,将真实观点和盘托出,上报中央。

  这个报告说,一百年前的非洲社会大体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称作“无国家社会”,仍处在传统的原始、半原始的部族社会阶段。另一类被称作“有国家社会”,当时占据着黑非洲的大部分地区。社会的最上层是国王,下面设有首相、大臣,构成贵族阶层。贵族之下是自由民,一般以农民、渔民和牧民为主。依附于贵族和自由民的还有一个工匠阶层。社会的最下层是奴隶。这种社会的生产方式仍停留在原始、半原始的阶段。由于刀耕火种,生产力十分低下,一年几乎没有多少剩余产品。百姓需要向国王及贵族进贡,受到统治阶层一定程度的剥削。有些地区,至今还保留着母系世袭制。

  19世纪后半叶,欧洲殖民者全面征服非洲,曾试图按照他们的需要改造非洲。他们用交通线将几个大城市与首都、海港城市相连,使之形成附属于宗主国、为宗主国服务的经济。非洲国家独立后,社会情况又发生了千差万别的变化。例如扎伊尔、喀麦隆仍然保留着部族酋长制度。塞内加尔的传统君主制已被殖民者摧毁,目前仅剩下些残余,代之而起的是一套伊斯兰教派体制。刚果、几内亚、坦桑尼亚宣布废除了部族酋长制,但传统的部族酋长改头换面,仍有一定影响。农村以家族为单位的生产分配体制尚未真正解体。

  黑非洲国家历史悠久,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很短。现代政权机构控制着整个国家和城市,在广大农村,部族和传统势力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基础是刀耕火种的家族集体生产方式,主导却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经济。城乡差别极大,贫富悬殊甚巨,极少数人可能是亿万富翁,但广大群众,尤其是农村的居民,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仍过着半原始的生活

  目前,黑非洲国家基本上不存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人民民主革命形势。一些自称马列主义政党大都由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喜欢生搬苏联或中国文化革命的经验,口中讲的理论与本国的实际是脱离的。非洲国家大多数群众是农民,要求改变现实的愿望并不强烈。他们未曾领略过私有制度的剥削与压迫,因为那里基本上不存在地主和封建领主。黑非洲不少国家政变频仍,常以权力斗争和政见分歧为起点,背景常带着浓厚的地方部族主义的色彩。结果是谁能控制军队,谁就上台掌权。

  当时国内有人说,黑非洲国家可以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杨荣甲明确提出,这种看法不成立。黑非洲国家家族公有的生产、分配方式仍占据统治地位,这种生产、分配方式接近原始社会,而不是比这先进的私有制社会。在生产力水平尚在半原始状态下,硬是改变生产关系,其结果必定与人们的愿望相反。

  一些国家独立以后,政治上亲近苏联或中国,引进了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模式。坦桑尼亚独立最初几年发展较顺利,1967年尼雷尔宣布搞社会主义。从那以后逐渐走下坡路,现在经济上一团糟。刚果的“科学社会主义”搞到1979年几乎完全破产,几个月发不出工资,其欠债的60%是因国营企业管理不善、大量亏空造成的。几内亚大搞“社会主义”,学习中国文革的经验,结果是其贫穷和首都景象之破败令人触目惊心。造成这种情况原因很多,但根本的原因要从非洲的传统社会中去找。这些国家的农村,家族公有的生产与分配方式仍占据着统治地位。搞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事业很难防止“大家吃、大家拿”,国营企业很快就变得无法管理下去。中国援助非洲国家的一些项目,人一走,不久就垮掉了。刚果恩古瓦比大学一位讲师深有感触地说,我是反对资本主义的,但是从刚果社会的现实情况看,与其搞过去那样的“科学社会主义”,不如发展民族私人资本主义,“两害相权取其轻”。而非洲一些发展资本主义的国家,反倒比搞社会主义的国家发展略快些。喀麦隆独立后经济之所以发展较快,其中重要的原因是真正注意了农业的发展,在城市注意了民族私人资本的发展。从喀麦隆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在今天非洲的情况下,似应在农村采取有效措施扶持个体农户的发展,而不是搞什么合作化。在城市则应充分利用民族私人资本的积极面,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同时,对外则应在自力更生为主的基础上,力争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发展同各类国家的关系,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适当引进必要的外资和技术等,采取这样一种发展战略,似较为适合今天非洲的实际。当然,非洲国家情况十分复杂,要为其规定一个统一的发展模式显然是不合适的。

  早在1982年,作为外交部普通工作人员的杨荣甲就敢于向中央提出这样“离经叛道”的见解,是需要勇气的。他并不清楚这份报告以绝密文件的方式送上去,对中央领导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只是听人转述了胡耀邦总书记1985年接见非洲某国领导人时的说法,现在应当对他们说实话了,他们那里搞不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不能超越,还得主要搞资本主义,应当发展民族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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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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