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沉浮随想录——读《大国悲剧》与《邓小平时代》

2013-05-03 16:14:32  来源:瞭望·中国总第203期


 

  苏联与中国曾同为社会主义国家,有相近的社会价值评判标准和共有的思想理论体系,实行的又都是相近的经济体制,当人们不由自主地把邓小平的思想与原苏联领导层的施政方略加以对比,把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原苏联的“改革和公开化”加以对照——把两本书放在一起读,会产生一种可以超越两书作者都不会想到的阅读效应。■秦晓鹰/文

  假期中闹中求静,翻看了两部书,一本是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即总理)雷日科夫所著的400多页的大作《大国悲剧》。另一本则是美国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写的《邓小平时代》,此书不算注释己达为661页之厚重。两部书的份量当然不在于它们的页数,而在于它们的内容。《大国悲剧》可以说是痛定思痛之作,在作者不惜笔墨全景再现苏共垮台历史事件真相的同时,也融入了这位大国高层领导者穿越时空迷雾的深刻省思。而《邓小平时代》一书则因为作者独有的身份、评价角度和严肃的治学态度,加上出版审查部门出人意料的宽容和宽松,致使它无论从史料的收集披露、叙事的繁简取舍都超过了以往内地的研究水平。

  把两本书放在一起读,会产生一种超值的“享受”,一种可以超越两书的作者和出版者都不会想到的阅读效应:由于苏联与中国一样,曾经同为社会主义国家,有相近的社会价值评判标准和共有的思想理论体系,实行的又都是相近的经济体制、政策和社会管理方式,再加上中国的革命与建设事业又有着长期师从苏联的密切关系,因此,中国执政党、中国政府和中国公众(特别是中老年人)对上世纪末苏联发生的政治剧变都有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态。也就会自然而然地将两部书中所讲的史实加以对照,会不由自主地把邓小平的思想和他治党治军治国之谋略与原苏联领导层的施政方略加以对比,把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原苏联的“改革和公开化”加以对照。

  《大国悲剧》的作者雷日科夫因为是许多事件的当事人、亲历者和见证人,所以在史实的陈列上又增加了回忆录的内容,可信度大大提高。而傅高义在完成《邓小平时代》的写作中,他的最大优势则是可以采访持不同观点的当事人,选择他认为可以“入史”并应该参考的正反两方面的意见。这些正反意见既包括了对邓本人的看法,也包括对邓的政策主张的评价,还包括了对改革开放时期中某一事件的褒贬臧否。                     

  雷日科夫说了什么

  让我们先从雷日科夫的书中挑选出几个片段和细节,来看看这位官拜“部长会议主席(即总理)”的大人物经过一场旷世之变后又是怎样看待这个红色帝国的解体的吧。

  《大国悲剧》的作者在寻找苏联解体之乱的来源时,举了一段1945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的演说,借以说明美国是多么重视用瓦解苏联青年和各级公职人员的道德,来达到摧毁苏维埃国家的社会的基础的。杜勒斯说:“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赌注压在青年身上,要让它(指青年群体)变质、发霉、腐烂。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苏共)官员们的姿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官僚主义和拖沓推诿将被视为善举,而诚信和正派将被人耻笑,变成人人所不齿和不合时宜的东西……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

  说实在的,本人在看到这段话时有点不寒而栗。为什么?因为杜勒斯这老家伙实在是看得长远、出招歹毒,而且还不幸言中。再有,不管后来苏联的改旗易帜与之是否有关,但摧毁一个国家国民的道德底线,的确能从根本上摧毁这个国家赖以支撑的基石。更为可怕的是,这老家伙把矛头指向的恰恰是能决定任何一个国家命运的两种人:一种是青年;另一种则是掌握权柄的官员即国家公职人员。那么,让我们暂且把视线从昔日苏联转向今日中国吧。今日中国的青少年犯罪率逐年增高恐怕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中国的“星二代(如李双江之子)”、“官二代”、“富二代”中是不是己经有不少人成为了“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了呢?如果你还对此判断有所保留,那么至少从今日中国的官场文化可以看到“姿意妄为、贪贿无度,丧失原则、拖沓推诿”已经成为不少公职人员的常态。同样“诚信与正派被人耻笑、变成不合时宜”,在中国的官场中也同样成为了常态和不言自明的可怕的潜规则!可以说,道德的沦陷与精神的腐败比任何形式的腐败都更可怕。

  雷日科夫虽然在他的书中十分留恋原苏联的强大、历史的光荣与世界地位,但作为一位冷静与清醒的政治家却并不掩饰苏联及其以它为轴心的整个苏东国家的种种弊端和通病。其中尤以个人迷信为最甚。他这样回忆,“在斯大林时代,我还年轻,耳闻目睹的全是对斯大林的赞扬。那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所有发言在开头、中间、结尾都要各有一段歌颂领袖的话。在勃列日湼夫的最后几年,也是类似。”雷日科夫回忆说,有一次他到罗马尼亚出席该国的党代会,亲眼目睹当该国党政一把手齐奥塞斯库作报告时,听众竟然全体起立一齐欢呼达到60次之多!回国途中,一位与他同行的人在谈到了对此种现象的厌恶时称,这就如同“浑身上下好像都沾满了臭狗屎!”至此,雷日科夫斩钉截铁地写道:“对领导者、尤其是对党的领袖的赤裸裸的阿谀逢迎,喋喋不休的空话引起人民、包括苏共党员的反感。这也是促成我们党悲剧的一连串现象中的一环”“也是伟大强国解体的许多原因之一”。

  除了这种带有宗法制的、迷信的、集权体制特点的个人崇拜的弊病之外,雷日科夫认为苏共犯的最大错误就是用人上的失策失误与失败。他以戈尔巴乔夫和克拉夫丘克(后者原为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乌克兰的党的“一把手”)为例写道:“他们走过的是一条从未在基层实际工作中干过一天便爬到权力巅峰的道路……(苏共在组织路线上)过于重视夸夸其谈和政治上的大吹大擂。于是便把一些别的都不会,只会乱嚼舌头的人推到一把手的位置。进到共青团和党组织里头以后,这些人也还是老样子不变。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和苏联共产党为此可付出了代价……我觉得像这样选拔干部,是苏共领导所犯的最大错误。”

  雷日科夫所说的这一教训在今天的中国难道仅仅是个别现象吗?没有在基层干过一天,只会夸夸其谈,只会搞形象工程、只会做表面文章,只会追求虚假政绩,却平步青云的干部,不也是随处随时可见吗?这种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马谡式的干部给中国各地留下的斑斑劣迹,以及耗尽财力打造的形象工程,难道还少吗?

  雷日科夫在他这部书的“后记”中说,今天,要想能全面地不偏不倚地记述苏联解体这段历史的时刻还没有到来,但是即便如此,他仍然十分明确地断言:“解体的主要原因无疑是在内部”,而不能把这场“大国悲剧”归咎于外部,归咎于外国势力的阴谋。

关键字: 大国 沉浮 随想录
责任编辑: 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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