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学部委员的英语私塾

2013-05-03 16:15:42  来源:瞭望·中国总第203期


孟昭英

  ■丁东/文

  文革前,我上初中学过两年英语,文革后,又在大学学过两年英语。当时没学好,后来基本忘光了,成为我一生的憾事。某次在国外访友,从纽约乘火车去蒙特利尔,误上了前一班去多伦多的火车,虽然几站后转回了后一班列车,想起当时自己和列车员语言不能沟通的紧张心情,还真有些后怕。

  其实,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后,英语学习在中国大陆就开始逐步升温。当时我在山西,知道不少北京知青都在通过收音机自学“900句”。有一个知青,因为听了美国之音,就写信索要教材,还被当地公安部门悄悄立了案,成为里通外国的嫌疑对象,幸好没有直接去整他。

  近日,杨乐院士送我一本他夫人黄且圆的遗著《大学者》,内收叙述科学家生平的文章七篇,其中让我最感动的就是《跟孟伯伯学英语》。

  孟伯伯名孟昭英,河北乐亭人,生于1906年,1936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在实验物理学领域取得了世界领先的研究成果。40年代后期回国,在清华大学任一级教授,1955年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是中国无线电电子学奠基人之一。1957年,他和黄且圆的父亲黄万里都因直言遭难,与钱伟长并列为清华“三大右派”。70年代初,孟昭英在家教孙子英语。孙子还是小学生,英语就说得相当流利。于是,黄且圆和妹妹也要求参加学习,这样,一个小学生、一个高中生、一个年轻的中学教师,两个已经参加工作的大学毕业生组成的英语学习班,就在孟教授家里诞生了。黄且圆说:

  孟伯伯给我们讲过语言的特点:语言会随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迁而变化,有时变化得非常迅速。本来在某地已经掌握的外国语,甚至是母语,离开当地一两年后,再回去就听不懂了。所以学外语必须持之以恒。

  孟伯伯的课让我们既学到了英语,也了解了许多关于美国社会、生活的常识,我们这些分属于三代的人在一起,越来越熟悉,谈话也越来越无拘无束了,自然而然地达到了寓教于乐的境地。

  无独有偶,陈翰笙在家也办了一个英语学习班。陈翰笙是江苏无锡人,生于1897年,1921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24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1925年加入中共,他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和国际问题著称于世,也是1955年的中科院学部委员。文革中期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时,他已经70多岁,不甘闲居在家,办了一个规模更大的英语学习班。据他在《四个时代的我》中回忆:

  英文班开设后,许多人登门求教,我是“有教无类”,来者不拒。后来刘少奇同志的孩子,王炳南、万里同志的孩子也都来了。这可急坏了我的一些亲友,在那动辄得咎的年代,居然收一些“走资派”甚至是“头号走资派”的子女学习,真是自找麻烦。我不怕,我想,我陈翰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免费收学生,总不犯法。刘少奇就是有问题,他的子女是无罪的。他们可以上工厂当工人,为什么不能到我这儿学习呢?我们是共产党国家,难道还搞封建株连、罪及妻孥那一套?我先后收下十多个“黑帮”子弟。教学生的教材,是我自己选编的,都是从国际消息原文稿和外文书籍中摘编的,内容包括五大洲的政治、历史、教育、社会风俗各个方面,这样学生不但学习了外文,也认识了解了外部世界。在教学中,我给学生8个字:多读多背多写多改,强调说读听写并重,反对死抠语法。在检查学生的作业时,我让他们每个人读自己的作文。一边听,一边随时指出他们作文中的中、英文语病,学生如有不同意见,也可提出大家讨论。对不同的学生,也有不同的要求。

关键字: 两位 学部委员 英语
责任编辑: 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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